美国刑事法的演进

詹姆士.B.雅各布（著）
楼杰科（译）


美国刑事程序的基础是美国宪法，包括组成权利法案的前十条修正案。宪法保障生活在美国的所有人享有基本权利，自主和自由。就与美国刑事法有关的而言，它们当中首要的是被告人享有无罪推定的权利。被告人不被迫证明他们无罪。政府证明他们有罪必须超过合理怀疑。这些构成联邦——州体制的权利由宪法规定。特别重要的是第五、第六以及第八修正案。
第五修正案保护被告人不陷于双重危险之中（在同一机构中以同样的罪受审超过一次），并且反对在刑事案件中要求被告人自证其罪。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也保护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这一在权利法案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用语，特别是在20世纪，被法院解释为赋予被告人广泛的保障和权利。
第六修正案保障被告人“由犯罪地的公正的陪审团迅速而公开的审判”。它也使被告人享有抗辩和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实际上，后者也已经扩展至在刑事审判中保障所有的被告人享有充足的辩护。
第八修正案排除了对被告人的“超额保释金”以及禁止“残酷和异常的惩罚”。后者被法院解释为限制了实施惩罚的种类。在1972年，基于宪法的规定38个州的死刑条款归于无效。有些州为通过合宪性审查而重新修订。目前，38个州设有死刑条款。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中处于最高位置的是联邦宪法，而不是美国刑事法本身。国会和各州通过的法律不得违反宪法。
各州和联邦政府均有各自的“刑事实体法”（明确规定犯罪和辩护理由）以及“刑事程序”（明确规定逮捕、起诉、审判、控诉和释放等刑事程序的各个阶段）。各州立法机关颁布的州刑事法，由州和郡县的检察官执行，地方和州法院裁判，以及在州和地方监狱内行刑。国会通过的联邦刑事法，由联邦法律实施机构，检察官，法院，监狱以及缓刑和假释组织执行，起诉，裁判以及行刑。

联邦体制
有20多个专门性的联邦法律实施机构，多数隶属于司法部以及财政部。最著名的联邦法律实施机构有联邦调查局和毒品执行管理局（属于司法部）以及酒精、烟草和武器管理局，保密总署和海关总署（属于财政部）。这些机构的总部设置在华盛顿特区，在全美国都有分机构，并且在海外有分设机构。
联邦检察官，被称为“美国的代理人”，由总统为美国的94司法区委派。他们只在联邦法院中起诉联邦犯罪。作为总统的受任人，联邦检察官享有广泛地自主权，但是他们向作为司法部长并且是总统内阁成员的联邦总检察长负责。
在华盛顿特区司法部的刑事署对联邦检察官提供援助、专门技术和一些指导以及进行监督。司法部的总部还包括专门性政法单位以及有组织犯罪、战争罪行，反托拉斯和国际毒品交易等全国性机构，通常与联邦检察官合作。
那些被判监禁的联邦罪犯关押于受隶属司法部的联邦监狱局管辖的刑罚机构。这些监狱分布于全美国；在联邦法院中定罪的被告人可以关押于任一联邦监狱。但是关押于联邦监狱的犯人应少于全美国囚犯的10%。

州和地方的刑事司法
许多刑事司法活动在州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进行。州级法律的实施主要分散于郡，市以及镇。州级警察局在主要的州级公路和乡村地区行使权力。他们通常具有其他的有限职责，包括保护犯罪记录。州总检察长，不像联邦总检察长，通常很少或者没有政法权力，虽然他们负有刑事抗诉的责任（检察官抗诉和被告人申请抗诉）。起诉是项郡级职能。多数被称为地区代理人的检察官由选举产生。
各郡设有看守所关押等待审判的被告人和被判轻罪的罪犯（判处少于一年监禁刑的罪犯）。缓刑部门通常也由郡组织。有20000多个独立的警察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多数设在小城镇而且不足20名警员。相反，大城市的警察局则很大。例如，纽约市警察局，是全国最大的，大约有38000名警员。在州法院上被判重罪且判处监禁刑的被告人关押于州监狱，通常称为“矫正所”。

州刑事实体法
虽然根源于英国普通法，但美国刑事实体法是成文法。在美国没有普通法上的犯罪。换句话说，刑法由各州立法机关（为各州）和国会（为联邦）制定。多数州，而不是联邦政府，有一部广泛内容的刑事实体法典，由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具体犯罪行为规则，以及免责事由和正当理由规则组成。
三分之二的州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地采用了模范刑法典，它是由著名的法律改革机构，美国法学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起草的。模范刑法典在美国刑事实体法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美国刑事法中最根深蒂固的原则之一是没有可责性或者没有可罚性就没有刑事责任。根据模范刑法典，有责性有时是指犯罪心理或者“精神状况”，它通过故意，明知，卤莽或者疏忽的反映而得以成立，这些都由模范刑法典详细地规定。除轻罪和某些矫正罪外，模范刑法典要求犯罪的每个要素（行为，伴随情形，结果）都有具体的可责性。
刑法典规定的禁令构成了罪刑规则——侵犯人身罪（如，谋杀和强奸）；侵犯财产罪（如，偷窃和纵火）；破坏公共秩序罪（如，扰乱行为和暴乱）；破坏家庭罪（如，重婚和乱伦）；以及妨害公共管理罪（如，行贿和伪证）。

联邦刑事实体法
哪些犯罪由联邦管辖以及哪些犯罪由州管辖？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事实上，犯罪行为不能分置于这两个篮子。在单一行为或者过程行为既违反联邦刑法又违反州刑法时，可能由两个政府起诉，因为依据“双重主权”原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一人不能因同一犯罪而两次受审），不适用于依各自主权的分别起诉。
理论上，国会的权力限定于宪法第一部分清楚列举的权力。像伪造美国货币，非法进入美国，叛国，以及违反宪法和联邦法定权利的犯罪显然属联邦政府的核心权限管辖。但是，利用依据商业条款和其他弹性规定而扩张的权力，国会已经通过了处理毒品交易，武器，绑架，敲诈勒索，汽车盗窃，欺诈等等犯罪的联邦刑法。
.最高法院很少能发现国会在无权的情况下通过联邦刑法。部分原因是，联邦刑法的范围在整个20世纪被无情地扩大。今天，联邦刑法可以应用于起诉许多传统上被认为应由州起诉的犯罪。但是，在实践中，联邦刑法可触及的最大限制是资源。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法律实施机构，以及联邦检察官，只能调查和起诉他们辖区内所有潜在犯罪的一小部分。

刑事程序
各州和联邦政府都有各自的刑事程序规则。联邦刑事程序规则由司法咨询委员会起草并且由最高法院颁布，受制于国会的修改。州刑事程序规则通常由州立法机关制定。
在第八宪法修正案中的23项权利中，有12项涉及刑事程序。在二战前，这些权利只被认为保护个人并且针对联邦政府。从二战以来，实际上这些权利已与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合为一体并且也适用于州法律的实施。联邦宪法设置了公民反对警察，检察官，法院以及监狱官的权利的最低标准，但不是最高标准。各州亦准予刑事被告人更多的权利。例如，像纽约这样的州，实质上比联邦最高法院更多的保护刑事嫌疑犯和刑事被告人的权利。
在美国的法律用语中，刑事程序涉及有关警察调查的宪法、法定、行政的限制——对人身，地方和事物的搜查，查封和审问——也涉及刑事过程的正式步骤。第四和第五修正案保护公民，不仅仅是罪犯和犯罪嫌疑人，避免警察行为的越权。

辩护权
在嫌疑犯成为被告人时辩护权开始，即是在审判程序开始时。如果被告人无力请律师，法官在第一次庭审时为其指派辩护律师。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份判决——Gideon v. Wainwright 案(1963)——认为政府必须为无力请律师的重罪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

保释金与审前羁押
如果被告人作无罪辩护，那么法官必须作出审前释放的决定，如果这样，那么应该交纳保释金或满足其他条件。过去，法院认为除非被告人具有明显的暴力危险否则就应该释放被告人。特别是，尽管假定保释金与审判时出庭之间有联系，法官还是对因严重犯罪而被捕的人设置了高额保释金，因为他们与公共安全有关，如，如果释放那么被告人将实施更多的犯罪。在法院发现被告人有对社会造成更严重的犯罪倾向以及综合释放条件后不能合理保证社会安全的明确情况下联邦法律允许不得保释并进行审前羁押。

正式指控与大陪审团
联邦检察官有权决定是否对被捕者提起指控，指控何罪以及指控刑期。但是，多数检察官在程序的早期就决定对被捕者免于起诉因为：
被捕者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虽然是犯罪，但是太无关紧要而不用起诉；
虽然是犯罪，但是不能查明；以及
虽然是犯罪，但是检察官认为审判前的处理或者其他措施是更合适的。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财政立宪主义与宪法、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年会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

　　一、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

　　在社会转型期间，国家职责精准实施，人权保障的要求日益细化。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郑军认为，宪法学研究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确立适应变革、合理且先进的宪法学理念，缓解宪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疏离状况，进一步彰显宪法学应有的公平、正义等象征性价值和学科生命力，以及宪法学对法学科发展、法秩序建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书成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林峰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维系政府的良好运作，实现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戴激涛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民主理念结合起来构建的协商宪政方案，能够为转型期的中国治理提供助益。迈向协商的宪政共和国，需在遵循“协商”、“民主”与“法治”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建构国家制度层面及社会领域中的协商机制，并落实宪法运行机制以充分保障公民权利。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海平则根据自己对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务研究提出社会宪政概念。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二、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王广辉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在财政立宪主义的语境下，对税收权的控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征税必须得到民意代表机关的同意;二、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三、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四、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五、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谭波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1)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2)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3)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强化社会保障预算宪法监督，力推宪法公开，强化宪法监督机构和责任机制;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

　　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艳辉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弥补和救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统收统支”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总体上因循了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基本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徐健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三、宪法与刑法

　　关于宪法与刑法关系的研究始于本世纪初。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应珍根据其收集的资料分析指出，这些研究主要限于刑法学者，对我国刑法的宪法制约问题还没有引起宪法学者应有的关注。她认为宪法制约刑法的具体途径包括平等原则、合宪性解释、罪刑法定原则、宪法权利、违宪审查制度。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吉敏丽指出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保障人权，刑法作为部门法，其价值必然要受到宪法的导引。宪法与刑法除了形式上的效力关系之外，在人权保障方面也具有颇多的互动性，人权可以成为沟通宪法与刑法的桥梁。

　　刑事立法直接关涉公民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之限制或者剥夺，其谦抑程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实际容量密切相关。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江国华认为，刑事立法愈谦抑，公民基本权利被限制或者被剥夺的概率就会愈低，其实际容量就愈大。在“轻刑化”的大趋势下，我国刑事立法当贯彻谦抑原则，以免公民基本权利受刑法的过度侵蚀而徒具虚名。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教授李丹林认为，我国长期具有滥刑的传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刑法的修改，在本质上反映了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讲师江登琴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立足于八个刑法修正案可以看到，在基本法律修改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权力划分与界限问题，呈现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的积极扩张。在修改刑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社会发展对刑法变革的需要，而且需要在建设法治、保障人权的背景下，着眼于整个法律体系的分工与协作，注重刑法维护社会安全、限制公民基本权利自身的特点和局限，尤其是片面强调入罪化和重刑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