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关于印发《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基本规则（试行）》的通知

办市场〔2012〕151号


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集团公司，各有关电网企业、发电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跨省跨区电能交易行为，发挥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保障交易主体合法权益，我会制定了《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基本规则（试行）》，现印发你们，请依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告国家电监会。
　　各区域电监局可根据本规则，商省电监办制订本区域跨省电能交易实施细则，报国家电监会备案。



附件：《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基本规则（试行）》




2012年12月7日　



附件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基本规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国家能源战略，进一步规范跨省跨区电能交易行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依据《电力监管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电网安全和公平开放为基础，坚持科学调度、余缺调剂、交易公平、价格合理、结算及时，充分利用电网互联优势，促进资源配置和节能减排，保障电力平衡和安全供应。
第三条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市场主体分为售电主体、输电主体和购电主体。售电主体主要为已取得发电业务许可证的发电企业，以及受发电企业委托的电网企业；输电主体为已取得输电业务许可证的电网企业；购电主体为省级电网公司，以及符合条件的独立配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
第四条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以下简称电力监管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实施监管。
第五条 依据本基本规则，跨区域电能交易的相关规定由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组织制定；区域内跨省电能交易实施细则由相应区域电监局会同省电监办组织制定，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备案。
第六条 电力监管机构应定期组织市场主体对电力交易、调度机构的工作进行评价，适时向社会公布评价结果。
第七条 电力企业不得自行制定约束其他市场主体行为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管理文件。



第二章 交易组织和申报


第八条 电力交易机构依据规则负责跨省跨区电能交易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并负责相应交易平台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第九条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实行注册管理制度。参与交易的市场主体应当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交注册申请。
第十条 发电企业应直接在电力交易平台上参与跨省跨区电能交易，省电网企业一般不得代理省内发电企业参与跨省跨区电能交易。
根据各地电能交易组织的具体情况，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委托送出省电网公司代理交易，委托和代理双方一般应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一）小水电、风电等打捆外送电交易；
（二）月度以内的短期或临时交易；
（三）其他必要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
第十一条 省级电网企业，在申报外购电需求时，应充分考虑省内电力电量平衡实际情况，听取各方面意见，向省内发电企业和电力监管机构通报外购电量测算方案。
省电网公司通报的交易参数应包括：购电量（年度交易应分解到月）、购电价格、输电费用（含网损）、所在地区发电设备平均负荷率及系统备用率等。（通报格式参见附表1）
第十二条 发电企业进行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原则上以单个机组为单位在交易平台上进行申报。经批准，同一发电厂的多个机组可集中申报。
发电企业申报的交易参数应包括：售电量（年度交易应分解到月）、机组容量、供电煤耗、上网电价、脱硫脱硝设施投运情况、冷却方式等。（申报格式参见附表2）
第十三条 购售电主体应保证所注册信息及交易参数真实、准确。必要时，电力监管机构应对申（通）报信息进行核查，发现虚报、瞒报等违规行为及时处理。
第十四条 跨区、跨省电能交易同时组织时，年度交易原则上应在保证清洁能源消纳利用的前提下，区域内优先平衡；月度及月度以内交易应以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为前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余缺调剂。



第三章 交易方式及排序原则

　

第十五条 除国家明确的年度跨省跨区电量交易以外，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原则上均应采取市场化的交易方式。
第十六条 市场化的交易方式主要分为集中撮合方式和双边协商方式：
（一）集中撮合方式是指购、售电主体通过跨省跨区交易平台直接进行购售需求申报，由交易系统按照规定的排序原则进行交易匹配，形成无约束交易意向，经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后，形成有约束交易结果。
（二）双边协商方式是指购、售电主体根据自愿原则，自主协商确定交易电量和价格，形成无约束交易意向，经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后，形成有约束交易结果。
当购电主体主要为省级电网企业时，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原则上以集中撮合方式为主，双边协商方式为辅。
第十七条 集中撮合方式组织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应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交易排序和匹配：
（一）售电侧，按照节能环保的原则进行排序，原则上先清洁能源机组后火电机组；对于火电机组，结合机组申报的售电量、供电煤耗、脱硫脱硝效率、上网电价等权重因素，计算售电量分配序列。同一价区内，高效环保机组优先。
（二）购电侧，按照资源优化配置和余缺调剂的原则进行排序，结合申报购电量、购电价格、输电费用（含网损）、所在地区发电设备平均负荷率及系统备用率等权重因素，计算购电量分配序列。
（三）当购电侧与售电侧电量平衡时，按照分配序列依次进行购、售主体匹配；当购电侧与售电侧电量不平衡时，按照序列中的权重比例在购、售电主体间进行分摊。
（四）同一区域内，购电侧与售电侧电量分配权重标准应该统一。
第十八条 经电力调度机构安全校核的有约束交易排序成交结果，由电力交易机构或电力调度机构及时向市场主体发布。（格式参见附表3、4）
第十九条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的输电方应公平开放输电网，并向相关市场主体、电力监管机构披露输电环节相关收费信息（见附表5）。
第二十条 市场主体应当签订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合同，明确结算方式、输电费用和违约责任等。月内完成的临时交易，应在事后补充签订合同。



第四章 合同执行与调整


第二十一条 市场主体签订的跨省跨区交易合同是交易执行与结算的法律依据。

第二十二条 交易合同执行与结算的优先级，由高到低依次为：
（一）跨省跨区事故应急支援交易；
（二）年度跨省跨区电能交易；
（三）月度跨省跨区电能交易；
（四）月内短期或临时跨省跨区电能交易。
当实际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供需发生变化，需对交易合同进行调整时，合同调整的次序与上述相反。
第二十三条 年度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合同的分月合同电量原则上不进行滚动调整。确有需要调整的，调整情况应事先向市场主体发布，并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二十四条 当实际需求与合同电量出现偏差时，经交易相关主体（含输电方）协商一致，可自愿选择合同转让或合同回购等方式进行调整；协商不一致时，按照合同中约定的违约条款执行。
（一）合同转让，是指在购电省需求发生变化，自身无法履行原有合同时，由购电方将已生效的原购电交易合同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不影响送电侧的合同执行和结算。如因发电企业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原有合同时，可通过发电权交易将合同转让给其他发电企业，不影响购电侧的合同执行和结算。
（二）合同回购，是指在售电省或购电省需求发生变化，或因售电方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原有合同时，经合同有关各方同意，可由售电方将已生效的原售电交易合同全部或部分从原购电方购回。
（三）合同调整须签订相应补充合同。
第二十五条 月内短期或临时交易合同原则上不进行转让和回购，交易无法完成时，执行约定的违约条款。
第二十六条 跨省区电能交易合同及转让、回购合同须按规定报相应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参与跨省跨区交易的售电主体，应按照辅助服务考核与补偿的相关规定，承担必要的跨省跨区辅助服务义务。



第五章 交易价格与输电费用


第二十八条 跨省跨区交易中的上网侧电价及输电环节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逐步探索形成市场化的价费形成机制。
第二十九条 输电费用按照实际物理输送电量收取，电能计量关口的设置应向市场主体公布。同一断面输电费用应按一定周期内物理输送电量互抵后的净值收取。输电断面划分及互抵周期在实施细则中明确。
第三十条 输电损耗在输电价格中已明确包含的，不再单独或另外收取。由于潮流穿越而引起的省级电网输电损耗，按国家核定的标准执行;未经核定的，可按前三年220千伏及以上线路平均输电损耗水平执行，应向市场主体通报，并报电力监管机构备案。
第三十一条 跨省跨区电能交易合同转让和回购，原则上不另行收取输电费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自2013年1月1日起试行。


　　论文提要：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这种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如何在立法及司法中进一步遏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现象，已是当务之急。应当分析我国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危害，参照国外相关立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等一系列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希望能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体制及证据规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迫并获取口供的行为。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力度的增大，一系列刑讯逼供事件被曝光，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虽然刑讯逼供已为我国法律所禁止，但实践中仍无法禁绝，这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又有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应当在参照、借鉴国外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揭示刑讯逼供的根源、危害，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危害是潜在的、严重的。一般说来，刑讯逼供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刑讯逼供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任何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限制或者剥夺。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刑法也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所以，刑讯逼供是对人身权利的严重侵犯。

　　（二）刑讯逼供可能造成冤案、错案。刑讯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心遭受种种痛苦，最后不得不承认一些虚有的罪行，以换取片刻的自我保全。“要求一个人既是控告者，同时又是被告人，这就是想混淆一些关系；想让痛苦成为真相的熔炼炉，似乎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蕴藏着检验真相的尺度——这种方法能保证使强壮的犯罪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处罚。”[1]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因。

　　（三）刑讯逼供容易造成积案、疑案。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时，往往把精力用于对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围绕口供花费过多的时间，耽误了收集其他证据的有利时机。使有些证据因为时间久而灭失，难以收集到确实、充分的证据。即使勉强得到一些口供，也会因为案件其他证据不足而口供时而不一，使得案件扑朔迷离，造成解不了的积案，或者难以认定和处理的疑案。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根源。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原因

　　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封建社会法律规定，司法官员可以用法定的刑具和手段逼取口供，刑讯是封建司法官吏获取证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也是被旧的司法官吏视为破案的最有效手段。但是现在还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只要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点“苦头吃”，就会开口招供，就会有证据，就能破案。这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刑讯逼供的流毒所致。

　　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有些办案人员认为，哪个警察不打人？那些高度法制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警察也搞刑讯逼供。如有报纸报道，美国的大多数警察都搞过刑讯逼供。因此，有些侦查人员认为，刑讯逼供只要没打死人，就不必大惊小怪。

　　3.刑讯逼供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强制权利的产物。[2]在纠问式诉讼中，审问者的角色由消极的裁判者转化成为积极的追诉者，诉讼的目的就是给被追诉者定罪量刑，审讯的目的就是要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所犯罪行的供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最完整最可靠的证据，法律对口供的重视，促进了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助长了刑讯逼供。[3]

　　（二）刑事诉讼制度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根本原因

　　1.我国并没有确立实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反而在相当程度上还受有罪推定残余思想的支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此规定可简称为“人民法院判决定罪原则”或“罪从判定原则”。该原则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某些合理因素，但绝不是国际普遍适用的无罪推定原则。因为真正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在于强调严格的证明责任，它首先设置了一个“对被告人在判决确定前应视为无罪”的假定。而“罪从判定”原则主要的目的在于统一定罪权，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有审判权，因此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之前的诉讼地位问题。[4]这就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过程中很多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

　　同时，有罪推定作为一种诉讼观念尚存留于部分司法人员的思想中。所谓有罪推定原则是指对被告人在未经法院确定有罪之前，就以罪犯对待。依照该原则，一个人一旦被控有罪，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侦查人员就会自认为“有权”采用某些“适当”的办法使其认罪，由此必然导致刑讯逼供。

　　正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罪从判定”原则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加之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一直以来受有罪推定的影响较深，致使司法工作人员常常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成是罪犯，认为坏人就是该打。诉讼地位在法律上的丧失是导致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2.我国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5]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而在我国，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相反还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规定不仅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对指控时无权保持沉默，而且给了侦查人员以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其预断交代的权力。因为判断回答是否如实的权力是由侦查人员掌握的，一旦他们认为回答不合其预断，就难免进行刑讯逼供以获得他们预期的口供。

　　3.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得不够完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对采用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虽然也规定了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但又规定人民检察院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取证，必要时人民检察院也可以自行调查取证。

　　（三）程序、立法缺陷是我国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

　　1.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拘留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公安机关报请检察机关审查决定，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自行决定批准逮捕，其他强制措施和专门性调查手段都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从法律规定来看，除了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由检察机关批捕外，其余涉及公民人身自由、财产和隐私等强制性调查手段的行使，无一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侦查权的过分集中和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我国现行侦查结构的重大缺陷，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之一。

　　2.逮捕和羁押不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逮捕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即羁押。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逮捕就意味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羁押，最长可达7个月。逮捕和羁押之间不必经过任何司法审查。二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就意味着他在侦查阶段将完全处于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逮捕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3.对受害者救济程序不畅通，对实施者惩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行为为犯罪，但由于其产生的特定环境、特定主体，使得此类案件的处理流于形式。

　　刑讯逼供发生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其主要目的是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以收集其他证据，争取顺利结案。同时，刑讯逼供又是侦查人员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职权”进行的，所以往往受害者告状无门，万一有了纰漏，受害者也难以举出证据，受害者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刑讯逼供的实施者更是有恃无恐。[6]

　　三、遏制刑讯逼供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