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车人离开车箱被车辆牵引物碾压致死，保险公司应否按交强险赔付？

黄登雄


［案例探讨］

乘车人离开车箱被车辆牵引物碾压致死，保险公司应否按交强险赔付？

［案情］

　　2007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陈某在施工结束后驾驶着一辆牵引着搅拌机的拖拉机回家，被害人尤某等人乘坐在该拖拉机车箱内，在途经被害人尤某住地时，尤某提出要下车，其他乘车人帮尤某呼喊停车并敲击拖拉机顶篷，致陈某下意识地松油门使拖拉机有明显的减速，但因陈某错误判断不应当有人下车而又加速行驶，在此过程中尤某离开车箱被拖拉机牵引的搅拌机碾压致死。交警认定陈某驾驶转向系不合格的拖拉机上道路行驶，违法牵引、违法载人，驾驶过程中未按规范操作，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害人尤某属正常乘车人，无事故责任。陈某驾驶的拖拉机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侦查终结后，公诉机关以被告人陈某犯交通肇事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尤某的近亲属向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追加保险公司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支付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5万元。

［问题］

　　本案对陈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各方均没有异议。存在争议的是保险公司应否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支付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5万元。

［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理由如下：
1、保险公司不是适格的被告，保险公司对被害人尤某未实施过侵权行为，本案也不是合同纠纷；2、事故发生前尤某乘坐在该肇事车辆的车箱内，系肇事车辆的本车人员，非交通事故的第三者，不属于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内的人员；3、被害人尤某系被拖拉机牵引的搅拌机碾压致死，而非被保险车辆碾压致死，投保人并未为拖挂物投保。
　　另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支付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5万元。理由如下：

一、保险公司是否是适格的被告

　　《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虽然保险公司是与车主即本案被告人陈某建立保险合同关系，与本案被害人尤某无保险合同关系，但法律已将保险公司向受害人直接赔偿保险赔偿金的责任赋与保险公司，本案被害人尤某的亲属追加保险公司为被告符合法律的规定，保险公司应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二、关于被害人尤某属于本车人员还是第三者

　　判断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是本车上的人员还是第三者（即车下人员），应以交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与车辆的位置关系来确定，而不能以事故发生前的位置关系来确定。就像继承案件中，继承开始的时间以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来确定，该时间应精确至分甚至秒，与被继承人的伤害何时发生无关。本案事故发生地道路宽阔平直平坦，且被告人陈某驾驶的拖拉机车速较慢，因拖拉机颠簸而将车上人员颠掉下车厢的可能性极小。在尤某提出她要下车、同车人员敲打车顶篷并喊停车后，陈某有明显减慢车速至将近要停的行为，但由于陈某错误判断不应当有人下车，又加油行驶，不排除尤某是在车速降至几近要停时离开车厢，但未及走开即被拖拉机拖挂的搅拌机碾压致死。无论尤某是主动还是被动下车，尤某均已在交通事故发生前离开拖拉机，交通事故认定书亦认定尤某是离开车厢后被碾压致死。尤某离开车厢并不是因为发生意外事故时致其掉下车厢，而是在其有要求下车意愿的情况下离开车箱后才发生的交通事故，在尤某主动离开车厢后至事故发生前，尽管时间很短，但在此时尤某确实已不是本车上的人员，而已成为第三者，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关于第三者认定的规定。

三、尤某虽然不是被被保险拖拉机直接碾压致死，但搅拌机是由被保险车辆牵引的，系因被保险拖拉机运行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符合《强制保险条例》应予赔偿的条件，且没有免责事由，因此，保险公司应支付保险赔偿金。

笔者持第二种意见。

［法院判决］

　　本案经人民法院审理，有关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部分，法院认为，受害人尤某虽系乘坐肇事车辆回家，但尤某是被该肇事车辆所牵引的搅拌机碾压致死的，受害人尤某是离开所乘车辆后才发生交通事故，尤某离开所乘车辆后即成为第三者，而不再是该车的本车人员，所以，保险公司应在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内给予赔偿，判决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原告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50000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未上诉，现判决已生效。

［评析］

　　笔者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强制机动车所有人投保责任强制保险，来强化机动车所有人承担无过错危险社会责任，确保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得到一定的赔偿，而且《强制保险条例》第7条赋予保监会根据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总体盈利或者亏损情况，可以要求或者允许保险公司相应调整保险费率。因此，与商业三者险不同，法律赋予交强险更多的社会功能和责任，在赔偿范围方面应作较有利于受害人的解释。审理本案的法院客观认定事实，充分理解法律的立法精神，秉持社会公平和正义，大胆而开创性地正确适用法律，此种司法精神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撰稿人：黄登雄　律师
　　　　　　　　　　　　　名邦律师事务所
　　200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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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等与上海天狐礼品制作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8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员工在外兼职可能给企业带来商业秘密被泄露的风险，故企业须通过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对员工的兼职行为加以限制等方式进行防范。而对于欲在外进行兼职的企业员工来说，其须负担起对本单位的劳动义务及保密义务，防止侵犯了本单位的商业秘密。

三、基本案情
原告天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14日，经营范围包括：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工艺礼品等。被告海晟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23日，经营范围包括：文化用品、教育仪器、办公用品等。2004年2月1日，原告天狐公司与被告郭某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间为2004年2月1日至2005年1月31日，郭某在天狐公司担任业务员工作。该《劳动合同》约定：员工应保守公司商业秘密，不得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和资源为本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2004年6月，郭某从天狐公司处离职。
2004年4月，郭某通过天狐公司员工李某的电子邮箱与英国英中贸易协会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英中上海代表处”）联系定制护照夹、名片夹、徽章、领带的业务。2004年7月7日，被告海晟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订购护照夹、名片夹、领带等，合同总价款人民币9万余元。合同签订后，英中上海代表处向海晟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6，035元。该笔货款以支票形式支付，由郭某代海晟公司至英中上海代表处领取。
2004年7月23日，原告天狐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订购的产品、数量、价格均与英中上海代表处和海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内容一致。英中上海代表处与天狐公司签订的合同还在货款结算方式项下作了特别说明：1、英中上海代表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郭某与海晟公司以欺骗手段获取订货合同，但英中上海代表处的真实意向是与天狐公司合作签约；2、英中上海代表处已付给郭某及海晟公司的款项不需重付，该部分款项抵作天狐公司的预付款。合同第七项补充条款还载明：该合同签订之日，英中上海代表处不再履行其与郭某及海晟公司签订的合同，由于该合同可能引起的英中上海代表处与郭某及海晟公司之间的违约责任，由天狐公司承担。
后天狐公司以郭某、海晟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庭审中，被告郭某向法院陈述，其与被告海晟公司签订过《兼职员工工作合约》，合约载明的工作期限是2003年12月20日至2004年12月20日，他也确实到英中上海代表处领取过金额为人民币46，035元的支票，该支票是英中上海代表处支付给海晟公司的。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二中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天狐公司主张其与英中上海代表处就定制护照夹、名片夹、领带等物品进行洽谈，双方欲签订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包括交易的商品、数量、价格等内容属于其享有的商业秘密。上述信息是原告与其特定的客户，就某项特定的业务进行洽谈而形成的信息，直接与原告的竞争优势及经济利益相关，原告为此也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他人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上述信息，因此原告所主张的上述经营信息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郭某曾是原告的员工，并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掌握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事实上，被告郭某除为原告工作外，同时又为被告海晟公司工作。而郭某对最终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的并非原告而是海晟公司是知情的。英中上海代表处认为其真实意向是与原告天狐公司签订合同，并认为是在被郭某及海晟公司欺骗了的情况下才与海晟公司签订了合同。事后，英中上海代表处亦不再履行其与海晟公司的合同，转而改与原告签订了合同。对于上述情况两被告均未递交任何证据进行反驳。
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郭某向被告海晟公司披露了其所掌握的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海晟公司明知上述情况，仍使用了郭某披露的信息，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综上，法院最后判决被告海晟公司、郭某共同赔偿原告天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6，035元（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致使原告履行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的《购销合同》的义务后少收的合同款项）。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亦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判决后，海晟公司、郭某均不服，向上海市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为：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未与郭某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未注销郭某的劳动手册，致使上诉人海晟公司与郭某签订兼职劳动合同时，不知道郭某是天狐公司职工；海晟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之间签订有规范的供销合同，海晟公司与天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常识的人应当知道不可能是一家公司；被上诉人与英中上海代表处所签合同侵犯了海晟公司的合法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等。天狐公司则同意一审判决。
上海市高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一审基本相同。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涉案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拥有的商业秘密，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郭某向上诉人海晟公司披露了其所掌握的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上诉人海晟公司应当知道上述情况却仍使用了郭某披露的信息，故两上诉人的行为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现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无法取得的合同款项46，035元系两上诉人侵害被上诉人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而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两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郭某在天狐公司担任业务员工作，但同时又和与天狐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海晟公司签有《兼职员工工作合约》，并利用天狐公司的信息、资源，代表海晟公司与本应是天狐公司的客户签订购销合同，给天狐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作为像天狐公司一样的用人单位，应如何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在外兼职的员工泄露，又该如何对员工在同业中的兼职行为进行管理呢？
兼职，是指劳动者在某一时期内，同时受雇于两个以上用人单位，从事双重或多重的有报酬的劳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及该法第五章中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对兼职所持的态度应是：只要兼职与本职业务无利害冲突，兼职就可以被允许。
对于拥有商业秘密的企业来说，劳动者在其他单位兼职，无疑会存在其商业秘密被泄露的危险，一旦员工将这些信息泄露给其竞争对手，对企业的打击将会是十分巨大的。但由于兼职是劳动者对其业余时间的自由处分，法律并未明文禁止，故企业要限制员工的兼职行为，只能通过与劳动者的约定，通过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在企业工作期间，不得到其它与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兼职的方式为劳动者创设不得兼职义务。同时，还应对员工违约的赔偿或处罚责任予以注明，以此警示劳动者不得任意违约。
而对于想要兼职的劳动者来说，只要用人单位未在劳动合同中或保密协议中对其兼职行为予以限制，其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仍可高枕无忧的在外兼职：一是对本单位担负起劳动义务，完成应尽的工作任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劳动者与其它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只有在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才可解除劳动合同；二是对企业担负起忠诚义务。劳动者在外兼职时，应注意尊重和保护本单位的商业秘密，不能向兼职单位披露或允许其使用属于本单位商业秘密的技术、经营信息。另外，根据相关法律，某些劳动者是不被允许有兼职行为的，如国家公务员不得进行兼职；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同类企业的职务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在某些领域可能会越来越多。企业要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在外兼职的员工泄露出去，须注意与劳动者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对兼职行为及其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加以约定，从而加强对兼职员工的约束与规范，更好的保护企业的经济利益。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