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引渡条约
中国 葡萄牙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引渡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
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促进两国在打击犯罪方面的有效合作，决定缔结本条约，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引渡义务
双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应对方请求，相互引渡在一方发现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以便对其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
第二条 可引渡的犯罪
一、只有在引渡请求所针对的行为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才能同意引渡：
（一）为进行刑事诉讼而请求引渡的，根据双方法律，对于该犯罪均可判处一年以上徒刑；
（二）为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的，在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引渡人尚未服完的刑期至少为六个月。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时，不应考虑双方法律是否将该行为归入同一犯罪种类或者使用同一罪名。
三、如果引渡请求涉及两个以上根据双方法律均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要其中有一项行为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被请求方即可以针对上述各项行为同意引渡。
第三条 应当拒绝引渡的理由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认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是政治犯罪，或者被请求方已经给予被请求引渡人受庇护的权利；
（二）被请求方有充分理由认为，请求引渡的目的是基于被请求引渡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者政治见解而对该人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该人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将会因为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
（三）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纯属军事犯罪；
（四）在收到引渡请求时，被请求引渡人是被请求方国民；
（五）根据任何一方的法律，由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已被赦免等原因，不应当追究被请求引渡人的刑事责任；
（六）被请求方已经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作出生效判决或者终止刑事诉讼程序；
（七）请求方是根据缺席判决提出引渡请求。除非请求方承诺，被请求引渡人在引渡后有权利和机会对其定罪进行上诉、或者在其出庭的情况下进行重新审判。
（八）执行请求将损害被请求方的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利益，或者违背其法律的基本原则。
二、被请求方的国内法或者两国均为当事方的任何国际条约、公约或者协定不认为是政治犯罪的行为，不得被视为政治犯罪。
第四条 可以拒绝引渡的理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拒绝引渡：
（一）被请求方根据本国法律对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具有刑事管辖权，并且对被请求引渡人就该犯罪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或者准备提起刑事诉讼；
（二）由于被请求引渡人的年龄、健康等原因，根据人道主义原则不宜引渡的。
第五条 在被请求方提起刑事诉讼的义务
如果根据本条约第三条第（四）项不同意引渡，则被请求方应当根据请求方的要求，将该案提交其主管机关以便根据其本国法律提起刑事诉讼。为此目的，请求方应当向被请求方提供与该案有关的文件和证据。
第六条 联系途径
一、为本条约的目的，双方应当通过各自指定的机关进行联系。
二、本条第一款所指的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外交部，在葡萄牙共和国方面为共和国总检察院。
三、本条第一款所指机关之间进行联系，可以使用英文。
第七条 引渡请求及所需文件
一、请求方请求引渡应当出具请求书，请求书应当说明：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被请求引渡人的姓名、年龄、性别，已有的其国籍、身份证件的种类及号码、职业、外表特征、住所地和居住地以及其他有助于辨别其身份和查找该人的情况；
（三）犯罪事实，包括犯罪的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
（四）对犯罪的定罪量刑、追诉或者刑罚时效，以及可能涉及的提前释放方面的法律规定。
二、请求方请求引渡，应当在出具请求书的同时，提供以下材料：
（一）为了提起刑事诉讼而请求引渡的，应当附有逮捕证或者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文件的副本；
（二）为了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的，应当附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副本，对于已经执行部分刑罚的，还应当附有已经执行刑期的证明；
（三）支持请求的其他信息或者材料；
（四）如果可能，被请求引渡人的照片、指纹以及其他请求方掌握的可供确认被请求引渡人的材料。
三、请求方根据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提交的引渡请求书或者其他有关文件，应当由请求方的主管机关正式签署或者盖章，并应当附有被请求方文字的译文。
第八条 补充材料
如果被请求方认为，为支持引渡请求所提供的材料不充分，可以要求按时提交补充材料。如果请求方未提交补充材料，应当被视为自动放弃请求，但是不妨碍请求方就同一犯罪重新提出引渡请求。
第九条 临时羁押
一、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以在提出引渡请求前，请求另一方临时羁押被请求引渡人。此种请求可以通过本条约第六条规定的途径、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或者双方同意的其他途径以书面形式提出。
二、临时羁押请求应当包括本条约第七条第一款所列内容，并说明已经备有该条第二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所列文件，以及即将提出正式引渡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当将处理该请求的结果及时通知请求方。
四、如果被请求方在羁押被请求引渡人之后的三十天内未收到正式引渡请求，则应当解除临时羁押。经请求方合理要求，上述期限可以延长十五天。
五、如果被请求方后来收到了正式的引渡请求，则根据本条第四款解除的临时羁押不应妨碍对被请求引渡人的引渡。
第十条 对引渡请求作出决定
一、被请求方应当根据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引渡请求，并且及时将决定通知请求方。
二、被请求方如果全部或者部分拒绝引渡请求，应当将理由告知请求方。
第十一条 移交被引渡人
一、如果被请求方同意引渡，双方应当商定执行引渡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宜。
二、被请求方应当将被引渡人在移交之前已经被羁押的时间告知请求方。
三、如果请求方在商定的执行引渡之日后的十五天内未接收被引渡人，被请求方应当立即释放该人，并且可以拒绝请求方就同一犯罪再次提出的引渡该人的请求，但本条第四款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如果一方因为其无法控制的原因不能在商定的期间内移交或者接收被引渡人，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双方应当再次商定执行引渡的有关事宜，并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
第十二条 暂缓引渡和临时引渡
一、如果被请求引渡人正在被请求方因为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之外的犯罪被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服刑，被请求方可以在作出同意引渡的决定后，暂缓引渡该人直至诉讼终结或者服刑完毕。被请求方应当将暂缓引渡事项通知请求方。
二、如果暂缓引渡可能给请求方的刑事诉讼造成严重障碍，被请求方可以在不妨碍其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并且请求方保证在完成有关程序后立即将该人无条件送还被请求方的情况下，根据请求方的请求，临时引渡该人。
第十三条 数国提出的引渡请求
如果包括请求方在内的两个以上的国家就同一人提出引渡请求，被请求方应当根据其国内法决定是否接受任何一国的请求。
第十四条 特定规则
除同意引渡所针对的犯罪外，请求方对于根据本条约被引渡的人，不得就该人在引渡前所实施的其他犯罪进行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也不能将其引渡给第三国，但是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被请求方事先同意。为此目的，被请求方可以要求提供本条约第七条所规定的文件或者资料，以及被引渡人就有关犯罪所作的陈述；
（二）该人在可以自由离开请求方之日后的四十五天内未离开该方。但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未能离开请求方的时间不计算在此期限内；
（三）该人在已经离开请求方后又自愿回到该方。
第十五条 移交财物
一、如果请求方提出请求，被请求方应当在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扣押在其境内发现的犯罪所得、犯罪工具以及可作为证据的财物，并且在同意引渡的情况下，将这些财物移交给请求方。
二、在同意引渡的情况下，即使因为被请求引渡人死亡、失踪或者脱逃而无法实施引渡，本条第一款提到的财物仍然可以予以移交。
三、被请求方为审理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可以推迟移交上述财物直至诉讼终结，或者在请求方返还的条件下临时移交这些财物。
四、移交上述财物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者任何第三人对该财物的合法权利。如果存在此种权利，请求方应当根据被请求方的要求，在诉讼结束之后尽快将被移交的财物无偿返还给被请求方。
第十六条 过 境
一、一方从第三国引渡人员需经过另一方领域时，应当向另一方提出过境请求。如果使用航空运输并且没有在另一方领域内降落的计划，则无需提出过境请求。
二、被请求方在不违反其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同意请求方提出的过境请求。
第十七条 通报结果
请求方应当及时向被请求方通报有关对被引渡人进行刑事诉讼、执行刑罚或者将该人再引渡给第三国的情况。
第十八条 费 用
在被请求方的引渡程序中产生的费用应当由被请求方承担。与移交和接收被引渡人或者移交财物有关的交通费用和过境费用应当由请求方承担。
第十九条 与其他条约的关系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根据任何其他条约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二十条 争议的解决
由于本条约的解释或者适用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应当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第二十一条 生效、修订和终止
一、本条约自通过外交途径收到关于完成各自宪法或者法律规定生效程序的最后一份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三十天后生效。
二、本条约可以经缔约国书面协议随时予以修订。修订应当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生效。
三、任何缔约国可以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第一百八十天生效。
四、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有关犯罪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本条约于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葡萄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遇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葡萄牙共和国代表
张业遂 路易斯·阿马多
附 件：
陈兴良教授认为，犯罪构成体系应坚持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相分离原则，并按事实和价值的位阶顺序安排。
他认为，在犯罪构成理论中，事实和价值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大陆法系中，事实和价值始终是相分离的。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按照事实和价值二元论的哲学方法建构起来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判断，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判断，也可以说是一种规范判断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中存在逻辑上的位阶关系。我国及苏俄的犯罪构成体系中，事实和价值是合而为一的，在这样一种犯罪构成体系中，必然会出现重事实判断轻价值评价，甚至以事实判断代替价值评价的倾向。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事实判断和价值评价关系，是我国和苏俄犯罪构成体系的重大缺陷。[i]
一般认为，德日三阶层体系是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而建构的。然而，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是否正确，这在哲学上是有争论的。不少哲学家对事实和价值二分法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事实和价值并非截然分离而决不相交的，实际上事实和价值是缠结在一起的，美国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通过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批判后，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的观点。[ii]
从德日三阶层体系发展历史看，古典论体系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中的具体要素是记述性、中性的事实要素，而违法性和有责性是价值评价内容，因此，这一体系符合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的。
然而，随着新古典论体系将主观违法要素和规范要素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目的论体系和现代新古典体系将故意和过失置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后，构成要件该当性逐渐已实质化，其中，行为要素受社会行为论和社会相当理论等影响已实质化，因果关系受相当因果关系论和客观归责论等理论影响已实质化，等等。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说明构成要件该当性阶层并不单纯是事实判断阶层，而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判断阶层。可见，现在的德日三阶层体系并非绝对按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划分的，它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而确立构成要件该当性后，再根据违法实质和阻却事由以及责任要素来建构，即按“违法——有责”方法建构。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状况，正由于构成要件该当性已实质化，使违法性已压缩为零，所以，德国刑法理论中出现了将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合并为“不法”阶层的二阶层体系（即不法——责任）的有力主张。
笔者认为，在现实中，犯罪是一种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刑法所规定的各罪的规范也是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判断犯罪成立的各要素组成的体系，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应包括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在建构犯罪构成体系并非一定要将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截然分开，让事实要素变成纯种的事实要素，价值要素变成纯种的价值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让许多要素以事实和价值交纳在一起的要素出现也是可以的，甚至所有要素均以事实和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要素的形式出现也是可以的，由于犯罪是各种要素组成的有机体，犯罪构成体系的建构是人为的，而且语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当然也具有相对明确性），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重合，或有的要素需要借助其他要素来说明，这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究竟是否科学？这在哲学界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各种哲学学说中，哪一种哲学学说才是准确的，这尚无定论。由于刑法学家、法官、广大民众均不可能都是哲学家，因此，在构建犯罪构成体系时，可以借鉴一定哲学思维方法来建构，更主要是应从立法、司法角度考虑问题，一般而言，构建犯罪构成体系应首先找出所有的构成犯罪的要素，其次将这些构成要素根据立法、司法的要求按一定逻辑排列组合。德日三阶层体系以犯罪成立的基本原型（或指导形象）为基础来考虑建构其三阶层体系，只要其三阶层的所有构成要素与刑法规定相符，就可以建立其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但是，它并不一定要按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方法来建构。
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是从主客要素划分来建构其犯罪构成体系的，只要该体系已完全包括了所有的犯罪成立要素，就同样可以建立起其合理的体系。在犯罪构成四个要件里，它体现了事实和价值交织的状况，这种状况并不是其缺陷，正如德日三阶层体系一样，其构成要件该当性也体现事实与价值交织状况但同样不可认为这是其缺陷。其实，从德日三阶层体系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实质化发展历程已看到“事实和价值二分法”在逐渐崩溃，而“事实和价值缠结论” 逐渐在现在的德日阶层体系（尤其是二阶层体系）中获得崇高的地位。
陈兴良教授认为，在犯罪构成四要件中并没有违法性的一席之地，需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由于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内容是游离于并凌驾于四要件之外、之上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往往容易产生逻辑上的混乱。[iii]陈教授这一论断是存在问题的。
从这一论断可知，陈兴良教授深受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的哲学思想影响，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属于事实判断、形式判断的内容，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并不在四要件体系之内。笔者认为，陈教授这一论断是不妥当的。因为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是一个既有实质判断也有形式判断的综合体系。犯罪构成四要件体系的哲学基础并不是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二元论，而是诸如普特南等学者所言的“事实与价值缠结”一元论。犯罪本来就是一种事实与价值交织在一起的行为体，因此，犯罪构成体系必然包含有事实和价值两方面的内容，由于事实与价值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分解分析时，是很难将事实和价值截然分开的。在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中，犯罪客体是刑法保护的、被犯罪行为侵害或威胁的法益或法秩序，它是一个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内容的实质判断要件；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等要素是既包含有形式判断也包含有社会危害性实质判断的要素；犯罪主观要件的故意等要素是既有心理事实判断（形式判断）也有实质判断（明知会造成社会危害结果）的要素，犯罪主体也是既有形式判断（责任年龄）也有实质判断[（精神病人）责任能力，它体现人身危险性的有无与大小]。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四要件平面化体系并非在四要件之外进行实质判断的，由于四要件体系的各要件之间也是按一定逻辑来构建体系的，因此，在具体案件判断中，并不会产生逻辑上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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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参见陈兴良：《刑法知识论》“代序”第Ⅷ页，以及正文第319-322页，第350页。
[ii]参见[美]希拉里·普特南著，应奇译《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iii]参见陈兴良：《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性研究》《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第120-121页。
(作者简介：欧锦雄，男，广西玉林市人，1964年10月出生，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本文节录自《犯罪构成体系的平面化与位阶化----与陈兴良教授商榷》（作者：欧锦雄）《刑法论丛》2013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