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修正）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9月16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1994年9月17日公布施行 根据1997年10月2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地方性法规修订的决
定》进行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
第三章 基本农田的保护与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稳定耕地面积，促进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务院《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基本农田，是根据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主要农产品的需求，以及对建设用地的预测而确定的、长期不得占用或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期内不得占用的耕地。
本条例所称基本农田保护区，是指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而依照法定程序划定的区域。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保护和监督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列入本级人民政府的目标管理，作为本级人民政府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的重要内容，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
第七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和保护区面积指标，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全省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不得少于1500万亩。
第八条 下列耕地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高产、稳产田；
（二）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粮、油、蔗及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生产基地；
（三）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
（四）蔬菜生产基地；
（五）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和良种繁育基地；
（六）当地政府认为应当予以保护的农田。
城市规划区内的耕地，除城市近期建设发展规划用地外，应当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第九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程序为：
（一）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下达的基本农田面积指标，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方案，经县级人民政府审定，报市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县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县级人民政府下达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按行政村划定保护面积，并绘制基本农田平面图和乡（镇）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
（三）乡（镇）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等部门审核、汇总，绘制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
（四）县级基本农田保护区及其分布图经县级人民政府同意，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报地（市）土地管理部门，经地（市）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同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报市人民政府或地区行政公署批准后，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告，并报省土地管理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市、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建设规划控制范围内的各类基本农田保护区，经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划定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公告，并报省、地（市）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单元最小为集中连片10亩的耕地。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保护界址、面积不得随意改变。
第十一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乡（镇）人民政府应向县级土地管理部门报送以下资料：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汇总表。内容包括权属单位、利用类别、土地面积、作物、总产量、总产值等；
（二）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情况登记表。以村为单位分块登记利用类别、地块名称、地块四至、地块面积、作物产量、责任人等；
（三）基本农田保护区分布图（比例尺1：10000或1：25000）。
第十二条 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登记造册，并设置县级人民政府制作的保护标志。
第十三条 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作所需的经费，由土地管理部门提出计划报同级财政核批。

第三章 基本农田的保护与管理
第十四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与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乡级人民政府应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由省人民政府印制。
第十五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农业科技，提高耕地质量。
第十六条 非农业建设使用基本农田实行许可证制度。
非农业建设确需使用基本农田的，应当向市、县土地管理部门领取并填写《申领〈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呈报表》，经市、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持下列文件向省土地管理部门申领《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
（一）建设项目的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申请表或预约用地申请表。
第十七条 省土地管理部门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决定是否发给《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不发给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建设用地单位和个人在领取《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后，方可按《福建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规定的征（拨）用地审批程序与权限，办理审批手续。
未领取《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不得批准使用基本农田。
第十八条 非农业建设使用基本农田的单位和个人，除按有关规定缴纳土地税费外，在申领《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时，应当向省土地管理部门缴纳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基本农田开发基金，水田每亩2万元至5万元，其他类别的农田每亩1万元至2．5万元，具体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另
行制定。
属于国家兴办的水利、交通、能源、公共福利事业项目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予减免基本农田开发基金。
第十九条 基本农田开发基金按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80％用于开发新耕地（含围垦、开垦新耕地），20％用于改造中低产田。使用时，由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编制用款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拨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
收取的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实行省、地（市）、县（市、区）三级分成，其中县级60％，省、地（市）各20％。
第二十条 基本农田被批准占用的，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适时在本行政区域内调整补充，保持基本农田面积相对稳定，调整程序按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办理；还应当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在用地年度内组织开垦新耕地。当地确实无条件组织开垦新耕地
的，应当按《福建省开发耕地管理办法》组织异地开垦。
第二十一条 省土地管理部门对收取的基本农田开发基金，可提留2％的业务管理费。其使用办法由省土地管理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质量管理，建设基本农田地力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地力变化情况，并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提供农业科技指导。
第二十三条 修建铁路、公路，开办矿山、电力和其他工业企业使用或影响基本农田的，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基本农田环境保护方案。
基本农田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步施工、同期投入使用。基本农田环境保护设施建成后，由审批用地人民政府的同级土地管理部门会同环境保护、农业等部门验收。
非农业建设破坏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应当负责修复并赔偿损失。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或农业劳动者，非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而人为抛荒基本农田的，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复耕；超过规定期限拒不复耕的，由土地所有权单位收回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使用基本农田的单位和个人，超过一年未使用的，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对其收取每平方米5元至10元的土地闲置费；超过二年未使用的，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收取的土地闲置费用于开发新耕地。
第二十五条 破坏基本农田保护区设施或擅自改变保护标志的单位或个人，由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责令其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可以并处300元至500元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因建设造成污染基本农田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造成污染的单位或个人限期治理，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逾期未缴纳土地闲置费的，除按期追缴外，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3‰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其批准文件无效，由此给用地、被用地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批准单位和个人应当负责经济赔偿；对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单位主管人员和个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基本农田使用许可证》由省土地管理局统一印制。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由福建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2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十八、《福建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第二十五条关于“并处以300元至500元的罚款”的规定修改为：“可以并处300元至500元的罚款”。



1994年9月17日
有感于律师和记者的调查权

韩荣营

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大都确认律师和记者“自由职业者”的地位。律师通过执业活动，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记者通过采访活动，如实报道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以褒扬正义、贬斥邪恶。二者根本的共同点是尊重事实，重现事实，通过事实说明问题。重现事实的途径就是调查，在律师称为取证，在记者称为采访。律师通过调查取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还事实以真相；记者通过采访报道，用语言、文字或音像还原事实真相。然而，无论是律师，还是记者，就调查权问题，在其执业活动中，均有许多尴尬和无奈。
一是我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律师调查取证，《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它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所谓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必须经被调查单位或个人同意，如果是辩护人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调查，除本人同意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许可条件。由此可见，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完全取决于被调查对象，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无需任何理由，律师均不能调查取证。这与权利本质相悖。所谓权利，是指要求他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为某种行为的资格。既然调查取证是律师的权利，那么就应当是被调查者的义务；而现行法律赋予调查对象许可的权利，律师的调查权反而倚赖调查对象的许可权而存在，显然与权利的本意相悖。由于这样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到很大限制，任何被调查单位和个人，只要不同意接受调查，律师的调查取证就无从谈起。而法律对记者采访报道权利规定更加模糊，到目前为止，既没有出台《新闻法》，也没有关于记者执业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唯一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的又特别笼统，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法规，连规范性文件也不算，而且政治性还特别强。根本未涉及新闻记者在执业过程中的权利问题，使得新闻工作者，包括一些传媒与司法方面的研究者，不得不引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残疾人保障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有关条款，来引伸其采访报道权。新闻工作者采访报道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权利难以落实。
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甚至政策对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权的规定，导致记者采访报道，只要不是为被采访单位歌功颂德，做美化宣传，或者起广告效应的，就很难取得当事人的配合。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记者采访报道需要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实践中，如果被采访者不同意，记者是无法完成调查采访工作的。
二是由于以上原因，律师和记者在实际执业过程中，主要是在调查取证或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尽管《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律师和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律师取证过程中遭到围攻、威胁，甚至漫骂、殴打，非法拘禁的情况很多，特别是矛盾尖锐的案件和一些涉及国家机关的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时危险性更大。而记者采访报道，除非正面褒扬的，凡是作为反面材料的，有负面影响的，对阴暗曝光的，都有可能受到人身伤害，实践中被打骂、砸毁器材，强索资料，甚至非法拘禁的情况都出现过。如广西南丹矿难事故的调查，记者受到的待遇是：阻截、驱赶甚至追杀。
三是律师运用证据为当事人服务和记者对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予以报道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也极为相似：律师如果将调查取得的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以后，对方当事人一知悉，闭庭后威胁证人撤回证言或者作出与原证言相反的证明，使得律师的工作功亏一篑，导致法庭不能采纳律师依法取得的完全是事实真相的证据。更有甚者，在刑事辩护中，如果律师将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出示给法庭，而且足以推翻控方的证据或对控方的证据产生威胁时，个别公诉人和公诉机关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案情，而是迁怒于律师，休庭后运用国家的强制力，用非法手段威胁证人，迫使证人改变证言，并把改变证言的原因加害到律师身上，进而以《刑法》第306条迫害律师，有的在休庭后当场带走律师。实践中出现了湖南云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清妨害证据案，福建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亚斌伪证案等一系列冤案。而记者一旦将采访的事实真相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如果是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或对阴暗面进行揭露，即使完全尊重客观事实，也可能面临被恐吓、骚扰甚至于被起诉的厄运。而最直接的方式 是：这些记者或记者所在单位的其他记者，会遭到被采访单位的“封杀”，象广东高院、兰州市公安局、中国足协都曾下令“封杀”记者。
律师和记者之所以在调查取证权上有诸多相同的厄运，主要是我国目前立法的不足造成的。《新闻法》从着手立法至今已20多年，仍迟迟未出台，并且在2003年十届人大的立法规划中也没有列入。同样《律师法》尽管存在着许多阻碍律师执业的条款，但其修改也未列入五年规划。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记者采访报道事实真相的权利予以明确，并明确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配合义务，禁止各种形式对记者采访权的非法侵害。尽快修改《律师法》，恢复《律师暂行条例》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并明确律师行使此项权利的法律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律师和记者的执业权利，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才能还事实于真相，才能扬善除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笔者引用著名法学与文学大师冯象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律师和记者不用结盟但天然就是盟友，特别是从社会监督的角度来考虑，这两股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我认为会使一些人，特别是那些视社会监督为寇仇的人，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