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在碰撞中向前发展——读《从前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法律思想》

李怡平


【摘要】思想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所在，就具体的生活时间而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一个民族思想尤其是法律思想的发展，有时候能够揭示这个民族所具有的一些内在的，本质的东西，而美国这个历史并不长的国家，尽管并没有证据证明其法治和民主已经站在了人类历史的顶峰，但是其法律思想的发展确实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本书作者斯蒂芬•M•菲尔德曼便带我们做了一次这样的思想航行。

【关键字】法理学；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美国法律思想


作者首先将法理学做了扩大解释：“我的法理学概念更为宽泛——它是法律思想的等价物——涵盖了多种有关法律的视角，包括但不限于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和文化的视角”，所以这本书是从多种多样的视角解释，描述法律的本质和实践，及其同司法判决过程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并不仅仅限于单一的法律思想。美国法律思想的发展阶段并无特殊之处，也经过了从前现代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目前的后现代主义阶段，但是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才完成的这个过程，美国法律思想仅仅用了两百多年就完成了，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但是在作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过程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跳跃性的进行的，而是经过了一系列的亚阶段和思想进程。作者首先回顾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轮廓：从前现代主义的转世论和末世论，人类开始寻找知识和价值稳定和基础性的来源，新教改革在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对内心自由的强调，和一种精神和世俗绝对分裂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提出中，建设了一种新的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而现代主义在经过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超验主义和后期危机四个阶段之后，进入了“解构即正义”的后现代主义，尽管“这一转变既不是毫无争议的也不是完全彻底的。” 而后现代主义目前看来还只是进入了它的第一阶段。在前现代主义的转式论和末世论两个亚阶段，人们开始寻找知识和价值的稳定和基础性的来源，它们的区别在于对时间或者历史的不同描述，而相信存在着自然法原则，这也是前现代美国法律思想的一个根本特征，而前现代美国法理学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忠于法律科学的思想，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美国法律学者如霍夫曼，斯托利都始终如一地提到法理学的科学或者法律科学。而马丁•路德在1517年贴出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新教改革的序幕，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也在对教会权威的挑战，对内心自由的强调，和一种精神和世俗绝对分裂的形而上学二元论的提出中，建设了一种新的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这种让人类精力专注于世俗的世界观的伟大通过16，17世纪不断出现的许多科学突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霍布斯的名作《利维坦》的发表也表征着现代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的到来，作者称之为理性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学者相信纯粹的抽象理性可以给知识以坚实的基础，可以演绎出进一步的确定性的真理。而第二个阶段——作者称之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是洛克，在经验主义者看来，寻求真理来源的关注点从理性的自我转向了外部世界，而很大程度上，理性成为了工具性的东西。而这时候，现代主义已经出现了危机，当现代主义看起来已经穷尽了找到知识的可能路线的时候，以康德为代表的超验主义的出现试图挽救这一局面，但是这种以先验论作为基础的哲学推理过于简单，甚至无法避免地滑向唯心论，所以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现代主义危机，甚至把现代主义推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后期危机，这个阶段的特征是混乱，绝望和创造性交织，人们既强烈的希望找到一个法理学基础，但是也害怕现代主义无法帮助自己达到这个目标，由于在这其中许多法理学者放弃了现代主义，所以，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进入了后现代主义，而在作者看来，这种转变尽管不无争议，但是仍然是可以看清楚的。学者们开始进行一种找到人类达到“理解”的条件的努力，称之为解构。其间有雅克德里达的“解构即正义”，有伽达莫尔的哲学阐释学，他们都拒绝了现代主义的基础论的形而上学，在这期间，有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有美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
　　而与此类似或者说受其影响，美国的法律思想也经历着这样的发展，在美国法律思想的前现代主义阶段，相信存在着自然法原则，是前现代美国法律思想的一个根本特征，这在《独立宣言》，共和制政府，国家宪法和各州宪法中的体现得异常明显，而前现代美国法理学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忠于法律科学的思想，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美国法律学者如霍夫曼，斯托利都始终如一地提到法理学的科学或者法律科学。南北战争的发生和其他因素的促进导致了自然法的终结和实证主义的上升，在作者的描述中，美国法律思想的现代主义思想也经过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兰德尔主义的法律科学，也是一种形式主义至上的法律思想，其两个中心特征是对于已决案例的实证主义的关注，以及适用归纳推理来发现法律原则。其次是以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阶段，在作者看来，霍姆斯甚至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完全转向一种现代历史主义的感受力的美国法律学家”，在这个阶段，美国法律思想更关注经验，现实主义已经开始兴起。在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也遇到了一种第二阶段现代主义结束时所特有的认识论危机的时候，美国法律思想进入第三阶段——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与研究法律程序，约翰•杜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在这个阶段，程序或过程得到空前的重视，人们开始认为，过程使结果获得了合法性。不可避免的，现代美国法律思想也逃不过晚期危机，典型的案例便是“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而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是以自信解体为开始的，随着以批判和反思为主流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美国人20世纪50年代的共识和信心已经消解了，妇女运动，民权运动的出现使得权利意识在社会中变得空前高涨，而这个阶段将以什么为主题，驶向何方，在作者看来，目前还是无法确定的。至此，作者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美国法律思想的航程。
　　坦白说，即使美国法律思想的发展不过短短200多年，但是要通过仅仅一本书使大家理解这种堪称奇迹的思想发展历程还是有点困难。作者并没有高屋建瓴地抽象分析，也不是平铺直叙思想历史，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美国法律思想史上的精英人物，和一个个真实而有影响力的经典案例来揭示美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动力和原因：正是由于学者和学者之间，学派和学派之间的不断争鸣，譬如霍姆斯对兰德尔法律科学的批评，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碰撞，诸如此类，正是他们在法律思想舞台上出色的表演，才使得美国思想发展的进程既紧凑又有序，既有着深刻的美国背景和魅力，也符合着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规律。而可能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一个案例极大的影响一个时代的法律学术这样的事件，像“洛克纳诉纽约案”更是贯穿了现代主义阶段的始终，从兰德尔法律科学时期的判定“州法律违宪”，到现实主义者认为法院在洛克纳案中法院犯了司法能动主义的错误，因为其侵犯了立法机关的制度功能，再到法律程序理论家把这种制度批判推到极限，而到现代主义的晚期危机时期，最高法院对这种制度性批判的接受，决定保持一种对于司法自制的忠诚，对于洛克纳案的关注和研究持续了将近40年，并且这种关注和研究在学说和实践的发展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法律思想中得到了非常深刻的体现。在目前的中国，我们缺乏的正式这种对典型案例的研究或者说这种研究并没有发挥其实效的途径，这和这个国家是否以判例法为主无关，因为案例中必然反应着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体现着法律到底发挥着怎样的实效力;在目前的中国，不同学术声音和观点的生存空间不容乐观，不少非“主旋律”的观点缺乏话语权，这些现实不得不让我们对美国的法律界存在些许羡慕，尽管美国的法律思想因为其独特的属性，也许并不能被别的国家引为楷模，但是这个国家成功地追求自己法律思想，朝向稳定民主道路的过程，在一个巨大的，成长中的，多样的，进步的国家，法律思想和观念能够如此深刻地影响政治生活，信念，文化和制度，这其中不得不说有许多东西是值得我们静下心来去借鉴和学习的。

参考文献：斯蒂芬•M•菲尔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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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实现社会公民权这一积极权利的物质基础是其依据政治权力所取得的税费收入，税收一般被认为是政府代表国家强制、无偿取得的，是对纳税人的财产权某种意义上的“侵害”，当然，这种“侵害”是有社会公民权这一积极权利的实现为其正当性支持的，只是，这种“侵害”适可而止。也就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通过强制性征税或征费的手段实现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并藉此建立起以社会保障和其他财政支出为核心内容的收入再分配体系。

财政责任超限会诱发财政危机

经济发展对社会保障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它为社会保障提供着相应的财政基础，而这是任何社会保障项目赖以启动并实现其预定目标的先决条件。“如何调整政府所从事的各项服务性活动，或者如何控制政府为提供这些服务而筹集和管理由它支配的物质资源的工作，乃是极为繁复的问题。……应当将政府的强制性活动和垄断权严格限定在实施正当行为规则、保卫国防和征收税款以及资助政府活动三个方面。”[18]笔者认为，这种限定仍然不足够，政府最终花掉的支出要比实际需要大得多，因此，政府对其自身进行改革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助于政府更有效地专注于其主要经济、社会目标，从而使得在不过多地牺牲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条件下压缩财政支出成为可能。社会保障是以经济手段来解决各种特定的社会问题，财务风险大，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必然波及整个社会。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由费改为税，政府的角色将由责任分担者转为完全责任者。社会保险预算将与政府公共预算等形成并表的复式预算体系，保险对象的范围也将由可选择性与阶层性扩大到普遍性或全民性的，其资金性质将由劳动者公共后备基金转变为政府财政资金。一旦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完全纳入复式预算体系，政府应对社会风险的财政责任如果不受控制，就很可能会诱发财政危机。

社会保障领域的危机主要表现为财政危机，即社会保障基金收支出现财政赤字，进而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转，并影响整个财政预算的平衡甚至总体经济平衡。某种程度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再分配手段，实质上是劳动者与退休者、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就业者与失业者、健康者与患病及残障者、幸运者与不幸者之间的利益调整与再分配，因此，政府处理财政危机的政策取向，不外乎是“合理调适上述不同阶层的利益格局，并通过对已有的社会、经济政策作适度调整等措施加以缓和与化解……要防止、控制或消除社会保障的潜在危机，还必须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公共财政的本质决定了政府是系统性社会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但是，如若政府应对社会风险的责任不受限制，就有可能发生财政风险。而政府承担应对社会风险的责任理应有所谦抑的理论依据在于其不能过度侵害国民财产权。现代社会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难度也超过了以往，风险社会中的社会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关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制度的研究也历久弥新。本文试图另辟的蹊径是：基于均衡保护国民财产权和社会公民权的视角，研究政府应对社会风险的责任的有限性问题，确立以公民的社会基本权为限度的政府责任。

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保证有困难的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以及特殊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并逐步提高其生活质量。各国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都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生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公平和增进国民福利。从社会保障的基本原理及其制度功能来看，社会保障资金的支出似乎是不可削减、无法讨论的。同样，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可能因政府无限承担应对社会风险的责任而面临财政危机，例如，美国政府为了应对老年社会保障基金的亏空危机，就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最有代表性的是多次调整职工退休年龄：将现行65岁零4个月的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甚至鼓励人们尽可能延长工作年限，包括不领取退休金而继续工作到70岁。美国学者也明确提出：“要么提高税率，要么削减福利，才能使美国老年社会保障体制走出困境。”[21]美国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作为美国预算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信托基金项目，建立在基于现期纳税与未来收益的互惠交换的支出承诺的基础上。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促进了社会保障的财政独立性，把财政开支与财政常规控制过程隔离开来”，“社会保障不会遭到削减，除非社会保障机构内部认定存在所谓‘偿付危机’”。

中国台湾学者将Social Security直译为“社会安全”，不无道理：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旨在确保社会性安全的国家政治制度，亦即国家为推行福国利民的社会政策，立法制定制度，谋求国民生活普遍获得安全保障，免于生活资源之匮乏而濒临于危险”。对于社会保障的概念，很多学者作出了界定，也有学者进行了梳理，“社会保障的概念创造了一项基本权利：所有人，无论自下而上靠工作为主，或者无工作能力，都应得到生活的保障，甚至包括他的家庭成员。这就是新型的社会权利”。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与政府应对社会风险的责任的法治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若没有完善的社会安全制度保护社会中之成员，则一旦发生意外使全家生活陷入困境。且原来微薄的薪资已几乎无法进行储蓄，又需增加支出以应付突发状况，使人们所负之社会风险更大”。社会安全与社会福利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政策目标，包括社会预护、社会补偿以及社会促进及社会扶助三大领域。现代的社会风险无处不在，社会成员面对种种社会风险，如何作出合理的选择与决策，是避免或克服其损失、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重点，也是防范或化解社会风险、保持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

如果政府为提供社会保障而支出的财政资金不受限制，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发生。尽管财政收支有法定预算控制，但预算付诸执行时往往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变数，使得原来就已经不那么平衡的预算，可能为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目标而出现更加严重的财政赤字，最终产生极大的财政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财政危机比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亦同此理]更值得关注，因为金融危机也会转化为财政危机，并最终由政府财政来‘买单’。就国家的层面而言，财政危机的发生对执政者而言是致命的，而这种宏观经济问题的出现，也将会使社会成员的经济安全权都无从得到保障。由政府无限承担应对社会风险的责任而引致的财政危机，反映出由经济与人口危机所引起的社会保障的资金收入来源困难，包括人口老龄化、失业率上升、职业伤害风险高居不下和医疗保健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因素，亟待制度上的调整和理论上的调适。某种程度上说，“社会保障的财政危机是经济制度危机加剧的表现与要素，也是为使社会保障制度适应经济危机而采取的措施的结果和原因……危机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失衡触目惊心，所尝试的种种调整手段都旨在遏制互助性社会支出的增长”。

北安法院 于旭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