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事人格权
宋绍青
内容摘要：传统的人格权制度主要在于保障人格之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着重于非财产性的人格利益之保护，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部分人格权已经逐渐成为商业活动上的重要客体。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对传统的人格权制度与理论造成了冲击：一方面，于普通的人格利益之外，又分离、形成了一种包含经济利益在内的相对独立的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人格权发展成为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兼具财产权属性和具有财产价值的商事人格权；另一方面，为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这些人格权必须具有一定的可转让性与继承性，而且，在权利的保护上能够适用相应的财产权救济方式，以维护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关键词：人格权 财产价值 转让 继承 财产损害赔偿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打上商品的烙印，即使是以往被认为圣洁的、远离商品铜臭气息的人格也概莫能外。商业化浪潮对人格领域的冲击是深刻而广泛的，其人格受到商业化浪潮的冲击的，首先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他们的商业名称（商号）、商誉、商业秘密以及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无形资产，并成为商业活动中的重要因素。例如，商号、商业秘密的有偿转让，商誉的价值评估与信用评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商业投资等商业活动，在实践中已经非常普通和相当发达，从面使得那些从事商业活动之人的人格的商业价值得到发挥。即使是对于那些不以商业活动为业的人而言，其人格的商业人价值也在商业活动中得到挖掘与展现。典型的如被称做“人格商品化”（personality merchandising）的对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声音等人格标识的商业利用，即人格标识的拥有者，通过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利用自己的这些人格因素而获取价金，被授权使用人也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上的利益。例如，借用名人的姓名、肖像做广告，以推销商品；授权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做企业的名称；将他人的肖像、姓名印在挂历、T恤衫、玩具等商品上以增强对顾客的吸引力。
在人格商品化等商业化浪潮对人格领域的冲击中，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关系，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
例一:1997年2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三毛”形象纠纷案。[1] 案情如下：原告是某著名漫画画家的继承人，被告是某企业。原告诉称，被继承人即著名漫画家创作了家喻户晓的漫画角色：三根长发、圆鼻子的小男孩。原告发现被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将漫画的角色形象作为商标注册并广泛使用，构成对原告的著作侵权。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辩称，申请商标注册是依据商标法的合法行为，商标局依法核准被告的商标注册申请，因此被告依法使用注册了的商标，不构成对原告的侵权。经法院审理查明：案件所涉及漫画形象是已故著名画家所作。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将该漫画形象作为商品商标注册，还将该形象在户外广告、职员名片、报刊、企业内部铭牌上使用。被告共向商标局申请了38类标有该漫画形象的商标（已核准31类），共印刷印有该漫画形象的商标10万余件，尚库存3万件。法院认为，原告作为画家继承人，享有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的对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被告的行为构成对著作财产权的侵权。原告继承的是著作权中的财产权，要求被告赔礼道歉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法院判决，被告停止在产品、企业形象上使用该漫画形象，赔偿原告人民币10万元，诉讼费用双方按比例分担。
本案审结以后在知识产权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案件被告称自己是国内首例《著作权法》与《商标法》冲突的牺牲者。但是从理论上讲远不只如此，如果说被告的行为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那么侵犯的是其中的何种权利？法院认为本案件原告作为画家的继承人，享有著权权保护期内对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倘若说本案被告将画家美术作品中的一个漫画角色作为商标注册、印刷、使用和宣传是对原作品部分“复制”使用还易于被人接受的话，那么，假如仅将一部作品中主人公的姓名作为商标进行了注册、印刷、使用和宣传，是否也构成对作者的著作权法侵权呢？著作权人能否对此主张权利？主张何种权利？其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例二：1976年5月2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审结“SAZAE”案件。案情与本文开头所引案例类同。原告漫画家诉被告旅客汽车运输公司在汽车上描绘其美术作品《SAZAE夫人》中的主人公头像，要求3672万日元的损失赔偿。法院部分否定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判决对作品中角色的界定有这样的叙述：“给予漫画的出场人物以剧中角色、容貌、姿态等恒久性的表现，应当解释为超越了语言所表达的题目和情节，也超越了某特定场景中特定出场人物的面部表情、头部方向、身体动作等”，角色“可以使人看出是连载漫画中出场人物的容貌、姿态、性格等的表现。”[2] 该案例判决的意义在于剖析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将漫画作品中的一个特定角色进行商业性利用，决不是单纯对原作品部分地机械复制，从表象上看，将一个漫画角色用作商标只固定地使用了有单一动作、姿态、表情的角色形象，但使用的结果是使人不得不联想该角色在整个作品中的整体形象，包括其性格、品德、能力等特征。同样，将一部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姓名进行商业性使用，也不是单纯地对主人公姓名本身的使用，其结果同样会令人联想起姓名背后的角色整体形象。这样前面提到的问题就逐渐明朗了，将连载漫画中一个角色作为商标使用和宣传，的确触及了漫画的著作权，但问题在于它不是对作品的复制，而是对特定角色整体形象的使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这种使用侵犯的是著作权可的何种权利，目前的著作权法无法予以回答。
至于未经授权、擅自以商业目的使用他人姓名、肖像和盗取、损害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商誉权、信用权等包含经济利益的人格权造成的损害又将如何处理，是按精神损害赔偿方法处理，还是以非精神损害赔偿处理，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趋加强，这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如“乐百氏”字体及人物形象创作人诉广东今日集团侵犯版权、“泥人张”的后代诉天津市“泥人张工艺作品经营部”侵犯了姓名权、名誉权、版权及商标权等。这种权利的纠纷越来越引起著作权人和各类人士的关注，而机关企业则对突出其来的争执弄得不知所措。尤其，众多企业借助角色形象创造市场，逐渐成为名牌企业，其产品跨入名牌产品的行列。面对著作权人要求保护这种商事化权的据理力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商事化权问题日益突出。
二、商事人格权的界定
（一）商事人格权的界定
针对上述诸多问题，如果仅仅按照传统的人格权理论和我国民法通则等现行法律有关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规定来处理，显然尚有许多法律空白需要填补。例如，现行有关姓名权、肖像权的法律并未规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可以继承和转让；传统民法理论也一直认为姓名、肖像等人格不是商品，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不能转让和继承；至于商誉和使用的问题，实践中虽然已广泛涉及，但有关法律的规定却严重滞后，如法律至今没有明确承认商誉权和信用权。因此，如果严格恪守这一传统民法理论，拘泥于现行法律制度的话，人格商品化等以人格为对象的商业活动及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必然会受到限制和阻碍，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充分保护，这种后果对商品销售市场及其他相关行业（如广告行业）的经济活动也将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人格权也必须适应人格商品化等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如同财产权一样，可以继承、转让，并在受到侵害时获得财产损害赔偿。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人格权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人格权制度与观念的商事人格权。
对于商标权、广告使用权与版权或姓名肖像权交叉产生的争议，国外出现了“商品化权”（Merchandising Right）、“公开权”（Right of Publicity）等名词予以解释。在国内，对于此种权利现象，学术界观点不尽一致。郑成思先生将这一领域的权利归纳为“形象权”。所谓“形象权”，包括真人的形象（例如，在世人的肖像）、虚构人的形象、创作出的人和动物形象、人体形象等等。这些形象被付诸商业性使用的权利，统称为“形象权”。[3]（P32-33）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针对这种人格权与财产权适应商业需要而商事化的权利现象，提出了“商事人格权”的概念来予以概括和说明。所谓商事人格权，就是能够进行商业利用、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为维护其人格中兼具经济利益因素在内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商）事权利。[4](P128) 这种商事人格利益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很多，如作为商事主体的商自然人和商法人所拥有的商号、商誉、商业秘密、商业信用等人格利益和作为一般民事主体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声音等人格标识用于商业目的时产生的人格利益等，它们都同时包含有经济利益因素，是具有商业价值的人格利益。以这种人格利益为保护对象的商事人格权，反映在自然人和法人的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人格因素商品化、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人格权在商品社会中的发展变化，是人格权的商事化。一方面，它仍然保留部分传统的普通民事人格权的基本属性，如它仍是主体因其特定人格自身所产生的权利，而不是主体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的权利；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变化，适应社会商品化的发展和商业利用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以兼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具有财产价值，可以转让、继承以及财产损害保护方式的适用等。
（二）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的评定
商事人格权的财产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1）许可使用费。如个人姓名、肖像许可他人进行商业性利用的费用；（2）转让费用。商号、商誉、商业秘密等可以进行转让，但要求的条件和方式不同。如商号和商誉应与营业一并转让，而商业秘密则可以单独转让；（3）投资作价。以自己的姓名、名称和信用作为投资是法律许可的，但是要承担无限责任。 （4）企业合并、分离、破产时的评估价值。商事人格利益的获利能力是确定其价值的重要因素。（5）信用的评级。信用通常是通过被评为一定的等级来表现它的财产价值的，而不是直接用金钱数额来表示。
从上述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的表现形式来看，其价值的确定可以分两类：一是评估作价，得出具体的货币价值额，这一方式适用于商誉、商号（姓名）、商业秘密以及肖像权；二是进行评级或资信评估，将其财产价值定位在既有的等级体系中相应的位置，主要适用于信用权。如将信用权在商业利用中的财产价值分为A、B、C、D四个等级或用一定的分值来代表。根据商事人格权财产价值的特点，对其价值进行评估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评估的对象是权利，不是人格本身或肖像、商号等人格标识本身。我们通常所说的商誉的评估、信用的评估等说法，严格而言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所要评估的不是人格或人格标识本身，而是人格所具有的财产价值。如果本人对其人格不具有专属性，别人不能从他那里获得对其人格利用的权利，那么他的人格也就无价值可言。不从人格权的角度出发，仅仅抽象地对肖像、姓名、信用、商业秘密等人格利益表现形式本身进行价值评估，其结果就会出现失真。以肖像的商业价值评估为例，如果本人已经将肖像授权他人进行商业利用或将其肖像进行商业利用的控制权在一定期间或地区、甚至永久地转让给他人，这时对本人的肖像进行价值评估，如果不考虑本人的肖像权所受限制或已转让的事实，评估的价值将没有实际意义或与此时的真实价值相离甚远。另如商誉，1992年12月发布、1993年7月1日施行的我国《企业财务通则》第20条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以长期使用但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这里是将商誉同专利权等权利相并列的，因为专利、商标以及商誉是无体的，不像有体物那样通过控制其物本身就可以获得其利益，而必须通过相应权利的享有才能控制、获取利益，才具有财产价值可言。
2、人格权价值评估的交叉与重复。人格权权势与一个人的人格密切相联系的，不论是肖像、姓名等人格标识，还是商誉、信用以及商业秘密等，都是一个人人格的要素或表现形式。因此，当对肖像、姓名或商誉、信用进行价值评估时，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仅仅对姓名或商誉单独人格因素的价值评估，而是对整个人格的价值的评估。例如，对广义的商誉进行评估，必然把商标及商号包括在内。“因为顾客看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的商业信誉，首先会看有关的商标及有关厂商、企业的商号。”因此，在对人格权价值进行评估时，应当防止重复评估、重复作价的问题。如果对一个人的肖像进行了价值评估后，又对其姓名进行价值评估，将二者再相加，评估的价值额高了，但并不意味着该人的人格价值真的那么高，因为这两个评估价值额有许多重复之处。
3、价值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因评估的对象不同而不同。人格权价值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有共同的一面。如都必须考虑市场上有没有人需要它（肖像、商号等），打算出多少钱来购买它等市场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要考虑与评估对象不同特点相对应的特殊因素。如对商誉的价值评估中，要考虑到该企业的顾客名单或较固定的销售渠道，商品或服务提供者所拥有的具有识别性的营业点（包括房屋的位置、门面等），研究与开发状况有关骨干人员的声誉，企业在同行客户中的评价等；对商业秘密，尤其是人格性较强的经营性秘密的价值相对关系较远，所以“首先应注意要评估的内容是不是可以从单位的整体经营中分离出业，并且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对企业信用的评估，则要注意考虑企业素质（领导群体素质和综合能力及职工队伍素质、管理素质等）、资金状况、经营管理、经济效益、履约率、发展前景等因素。
4、完善人格权价值评估的要件、程序及评估机构等相关法律制度。例如，在大多数国家，对姓名、肖像、商号、商誉等人格利益的价值评估，通常是在人格权转让或人格标识的使用许可、企业合并与分立、企业破产清算、进行相关的特定贸易活动以及在侵权诉讼中涉及人格权经营利益的损害赔偿等情况下才进行的；我们国家存在的动辄进行人格权价值评估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格权的经济价值有其时间性和地域性，以前的评估价值并不一定与现在应有的价值相符，所以应当规定什么情形下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价值评估。我国现行的人格权价值评估制度，尚没有系统的法律规定，存在着内容零散、涵盖面窄、不够具体等问题。目前的相关规定有《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1年第91号令发布）。199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设立信誉评级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一些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一些地方法规，如《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等，尚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三、商事人格权的转让与继承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权非常强，是不能转让、继承的。但是，商事人格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受该原则的限制，允许相应的转让和继承。因为在商事人格利益中，那种非财产性的专属性极强的人格利益被淡化，而非专属性的经济利益内涵则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使得人格权的转让在一定情况下成为必要与可能。
（一）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必要性
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是人格权商业利用的主要形式，其转让的必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如果不允许商事人格权的转让和继承，就限制了对商事人格利益所可能实行的充分利用。以商号为例，如果仅限于自己使用，而不允许出资或转让于他人，则其财产价值显然不能得到充分展现。相反，通过转让会使其得到商业增值；通过授权使用，在其使用价值得到充分实现的同时，还会创造新的价值。以美国法上公开权为例，一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如果（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公开价值 （publicity values）不能被有效出现的话，这种公开价值的金钱价值即使不是被全部损毁，也会大大减损。”[5]
由于商事人格利益同时包括人格因素和财产因素，如果不允许转让，保护的只是人格因素，对财产因素的保护就不够周全。以个人肖像为例，根据不可转让的原则，其结果是只能被动的判令擅自进行商业性使用的人赔偿损失，而不允许权利人主动授权他人商业性使用获取使用费，这是不近情理的。实践中，对商号、商誉等商事人格权侵害的一个常见方式是“仿冒”，在英美法中有“仿冒之诉”（passing off ）[6]的救济形式。既然有如些之多的“疏导”，使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从侵权法走向人格权法，由后者直接授予权利人进行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将仿冒这种非法的人格利益转让变成合法的转让 。
商事人格利益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应流向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地方，由价值规律决定其配置。人为限制商事人格利益转让和流通，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
（二）商事人格权转让的可能性
普通人格权的专属性太强，以至于难以与主体分离。而商事人格权则由于其保护的商事人格利益从普通的人格利益中脱离出来、并相对独立，从而为商事人格权的转让打下基础。
商事人格利益从普通人格利益中的脱离有两条途径：一是自然人的人格利益在商业化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相对独立于纯粹精神性人格利益的物质性无形财产利益，体现为金钱价值。如个人的肖像在普通人格利益范畴中是无法转让的，因为肖像就是人格的标志，其中所体现的人格利益就是标明人格所在。而人格与人是一体的，不能将甲的人格标识转让给乙用以表示乙的人格，但是当肖像被商品化，进行商业利用后，肖像的作用就不再仅仅是人格的标识，还能够产生金钱利益，成为另一种属性的人格利益。这时，就可以采用授权许可等方式将这一意义上的肖像利益转让给他人。自然人以其姓名作商号也是如此，他同时拥有姓名权和商号权，作为姓名权，不能转让；作为商号权，则可以转让给他人，以充分发挥商号的商业价值。如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以其姓名作为某企业的商号，姓名便具有商业上的价值，能够产生财产利益（当然也同时带来风险）；姓名作为商号时的利益已从单纯作为人格标识的普通的姓名利益独立出来。经营性商业秘密也是如此而具有了转让的可能性。它从普通的生活秘密中分离出来，并不同于普通生活秘密。普通的生活秘密是隐私权的保护对象，被认为与权利人本身不可分离；而商业秘密受保护的价值主要是在于其在创造财富——获利能力方面的作用，不是个人生活的安静、不受干扰和个人尊严。因此，商业秘密可以转让，不因转让而影响权利人的人格尊严和他的私生活安宁。因为他的这些秘密信息是商业性的，主要是为了经济活动和营利而存在。通过对商业秘密的转让可以营利，自行保有、使用秘密也可以营利，既然二者的目标相一致，法律便无理由禁止这些秘密信息的转让。二是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营利性目的使其人格利益具有了商事特色。法人的人格本身可以分立、合并乃至转让，如公司的合并、分立等，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商号、商誉、经营秘密和信用等也存在着分立、合并、转让乃至消灭的命运。事实上，商誉、商号、信用等也总是和公司营业的转让一并进行的，作为组织体的营业的转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组织体的人格被其他主体人格的吸收或合并成一个新人格，其所附带的商誉等人格利益也被其他主体所拥有。这是商誉等人格利益转让的特殊性。
（三）商事人格权转让的方式与效果
人格权的转让在方式上有其特殊性。由于传统民法只承认商号、商业秘密的转让（商誉与商业信用的转让则通常是借着商号的转让来实现的），其他人格权的转让被认为无效。因此，诸如姓名、肖像等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并不完全以普通的转让合同的方式进行，而往往是采取授权许可合同的方式进行，即授权他人对自己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性使用。这种授权合同的转让方式，是人格权转让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称之为相对转让，以与普通转让相区别。对于这种授权许可合同的转让方式，在法律和理论上争议颇大，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授权许可合同只是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即被授权人并不是因为该合同而成为人格权的权利人，也不取得任何可以排除或对抗他人或其他被授权人之权利，授权人根据该合同则只负有容许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负转让任何权利的义务。因此，作为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不发生权利的转移，权利人也未丧失任何权利。这是与传统人格权观念相符合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授权许可合同是物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即根据合同约定，被授权人在约定的范围（时间与地区）内，取得授权人之权利，并可以行使该权利。它与债权效力的授权合同的区别是，债权效力授权合同仅在当事人间有拘束力，而物权效力的授权合同则是权利人将其权利的全部或一部分转移于被授权人，被授权人不仅有使用的权利，还可以以权利人的地位排除或对抗他人。同时，物权性合同与一般转让合同有所不同，即转让合同为终局的处分行为，而物权性授权合同的被授权人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区内取得权利，并非终局的取得权利，权利人仍保有人格权权利之主体。但是物权性授权合同，仍然涉及权利之转移，这是该种效力合同的关键所在。对此，德国法院基于人格权绝对不得让与的原则而认为物权效力之授权契约无效；但这一见解由于未充分考虑到人格之经济利益内涵，不仅不利于被授权人，也无法充分保障人格权人之利益，因此遭到德国学者批评，并提出一个突破性的概念——“限制性转让”，[7](P235)尝试突破人格权绝对不得让与之藩篱，并肯定物权性授权契约之效力，以兼顾让与人与被让与人之利益。
笔者认为，应当承认授权许可合同的物权性效力，这有利于人格权的商业利用，有利于权利人人格的全面发展和价值的充分发挥，也有利于保护被授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较之债权性授权合同的观点，是一大进步。但是，就其适用范围、效力内容等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四）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权具有相对的可继承性
就一般人格权而言，由于其强烈的属人性，自然人的普通人格权完全与人格本身相始终，自然人死亡，权利终止，不能继承。但是自然人的商事人格利益是可以流传给后代由其继承的。因为姓名（商号）、肖像等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在事实上会惠及于他的后代，如果不允许他的后代像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财产利益那样享有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如美国的公开权制度即规定，原公开权人死亡后，其公开权仍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在该期间，公开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享有，侵害该公开权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之所以承认公开权的可继承性，主要是因为公开权的财产价值。即使公开权拥有者死亡，其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在事实上仍然会惠及于他的后代和其他近亲属，如果不允许其后代或其他近亲属像继承享有死者生前的其他财产利益那样享有这一利益，是不公平的。赋予公开权继承性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被授权许可的人和其他利用死者人格的人，需要有一段时间为他们所利用的人格标识进入公共领域之时做准备。如果人一死，其人格标识就进入公共领域，鉴于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许可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南通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
南通市政府关于印发《南通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办法》的通知
通政发〔2008〕43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通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5月28日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六月五日
南通市企业信用征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企业信用征信，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营造社会信用环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推进诚信南通建设，依据《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信用征信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征信，是指征信机构采取本办法规定的方式，对企业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分类、整理、加工、储存，形成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并提供企业信用状况调查、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信用征信的机构。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信息，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服务过程中形成的用以分析、判断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
本办法所称企业信用等级评定，是指征信机构依据采集到的各类企业信用信息，对企业信用状况所进行的综合信用评估。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信用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市企业信用征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的信用管理机构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企业信用征信工作。
第五条 在全市建立统一的企业信用基础信息数据库（以下简称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对企业基础信用信息进行归集、处理和发布，实现全市政府部门之间企业基础信用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形成联动监督管理的平台；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可以提供信息查询服务，但不得从事其他的信用信息服务活动。
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应当为征信机构提供相关数据。
第六条 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仲裁机构以及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公用事业单位、行业组织等机关组织。
上述机关组织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市基础信息数据库提供企业基础信用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二章 企业信用信息分类与采集
第七条 企业信用信息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基本信息：企业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济性质、住所、注册资本、股东、经营范围，以及年检、变更、投资、各类知识产权等。
（二）经营信息：经营状况、财务、信贷、纳税、质量安全、进出口、社会保险、劳动用工、薪酬支付、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公用服务事业缴费等记录。
（三）资信信息：合同信用、资质认证、资格认定、有关部门对企业单项或综合的监督管理信用评价认定以及征信机构信用评级等记录。
（四）荣誉信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对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各类荣誉记录。
（五）失信信息：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被处罚的记录，诉讼、仲裁败诉等记录。
（六）警示信息：各类行政警示、经营能力警示、投诉警示、各类民事违约等记录。
（七）企业同意采集或者法律、法规未禁止采集的其他信用信息。
第八条 征信机构采集企业信用信息，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依法或者按照约定，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获取；
（二）依法或者按照约定，从金融机构、行业组织、公用事业单位以及中介组织获取；
（三）从新闻媒体等公开渠道获取；
（四）通过企业自愿提供的渠道获取；
（五）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获取。
第九条 征信机构不得以窃取、欺骗、贿赂、胁迫、利用计算机网络侵入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采集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条 征信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采集企业信用信息的，被征信企业应当给予配合，并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客观、真实和准确。
第十一条 征信机构发现采集的企业信用信息有错误的，应当及时通知提供信息的企业予以纠正，该企业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征信机构应当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并及时给予更新和维护。
第十三条 征信机构录入企业信用信息的，应当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或者其他有效证明文件，不得编造、篡改企业信用信息。
征信机构不得与被征信企业串通，为其录入虚假的企业信用信息。
第十四条 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等活动中，对涉及商业秘密的企业信用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被征信企业同意提供的除外。
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等活动中，发现被采集信息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并及时向信用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征信机构应当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保证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运行安全和信息安全。
第三章 企业信用信息加工
第十六条 征信机构可以依据采集到的企业信用信息，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出具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
第十七条 从事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征信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相适应的人员、场所和设备；
（二）已建立符合评级和查询要求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
（三）已具备自行组织采集企业信用信息的能力。
第十八条 征信机构应当依照国家和省制定的评定标准进行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国家和省未制定评定标准的，应当依照经信用管理机构认可的评定标准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征信机构可以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评定：
（一）根据企业委托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二）根据业务需要,依法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自主评定；
（三）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未禁止公开的企业信用信息，依法对企业信用等级进行强制评定；
（四）依据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对特定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
第二十条 征信机构与被征信企业存在资产关联或者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征信活动公正性的，征信机构不得为该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并出具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
第二十一条 企业在信用等级评定过程中应当向征信机构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信用信息；企业提供虚假信息的，征信机构应当将其作为不良信用记录在案，并调低对该企业的信用等级评定。
第二十二条 企业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为一年；企业信用状况发生变化的，征信机构可以依法随时进行调整。
第四章 企业信用信息运用
第二十三条 征信机构应当根据被征信企业的要求，为其提供下列查询服务：
（一）本企业信用信息及其来源；
（二）获取本企业信用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的用户。
征信机构应当保存企业信用信息被查询的记录。
第二十四条 企业信用征信实行有偿服务。
征信机构向企业提供信用评估和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的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标准执行；省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未制定具体收费标准的，暂由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以及行政管理过程中需要使用企业信用信息的，可以向征信机构无偿查询，但不得将查询获取的企业信用信息用于履行职责以外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 征信机构提供的企业信用评估和评级报告等信用产品，作为用户判断被征信企业信用状况的参考依据。
第二十六条 本市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实施项目合作开发、商业投资、商务采购、经营决策等活动中，有权查验对方的信用状况；经对方要求，有义务出示本企业经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产品。
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在与企业发生信用交易、信用消费、信用担保、商业赊销和租赁等业务时，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经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产品。
第二十七条 各级行政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业协会对企业进行合同、金融、纳税、质量、用工、环保安全等单项或者综合监督管理信用评价时，应当要求被评价企业提供经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产品，同时应当参照市基础信息数据库的记录，涉及其他监督管理信息的，还应当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征询；被评价企业有严重失信行为的，应当一票否决。
第二十八条 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在组织政府采购、公共财政项目招标、科研课题、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出让、药品采购、物业管理、
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设备、材料等招投标、资格资质认定等活动中，应当将企业信用等级评价纳入审查范围，并对获得A级以上信用等级评定的企业实行加分制度。
第二十九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依据征信机构评定的信用结果对相关企业制定信用激励、惩戒和分类监督管理措施。
第三十条 征信机构除依法或者依照本办法公开相关信息外，不得擅自披露企业信用信息。
第三十一条 下列企业信用信息可以公开披露：
（一）企业注册基本信息；
（二）企业年检信息；
（三）企业良好信用信息；
（四）企业存在偷税以及被实施行政处罚等严重不良信用信息；
（五）企业无履约能力等警示信息。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因履行法定职责产生的信息共享，不属于上述公开披露的范围。
第五章 企业信用修复
第三十二条 企业信用修复是指企业非因主观故意因素，致使信用监管评价等级降低，在一定期限内，按照一定条件，经规定条件和程序，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获准消除本评价年度违法失信行为对企业信用监管评价等级影响的过程。
第三十三条 企业申请信用修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已对失信行为进行了纠正，并取得明显成效；
（二）自纠正失信行为之日起3个月内未再发生失信行为。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信用修复：
（一）信用等级评定为D级的；
（二）本评价年度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
（三）企业已进入破产程序的；
（四）距离上一次信用修复时间不到两年或者信用修复累计满3次的；
（五）行政主管部门认为不能实施信用修复的其他失信行为。
第三十五条 企业信用修复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企业向认定其失信的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修复申请；
（二）经审查符合修复条件的，行政主管部门给予修复，并于5个工作日内通知征信机构依据修复后的信用信息重新评级。
（三）市基础信息数据库根据重新评级提前解除信用警示提示，有关行政机关同时相应调整年度监管类别。
第六章 异议信息处理
第三十六条 被征信企业或者用户认为企业信用信息有错误的，可以向征信机构书面提出异议申请，要求予以更正。
异议申请人应当就异议内容提供相关证据。
第三十七条 异议信息是自行采集的，征信机构应当在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异议信息经核实确有必要更正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并告知异议申请人以及被征信企业；
（二）异议信息经核实无须更正或者无法核实的，可以对异议信息不作修改，但应当告知异议申请人。异议信息无法核实的不得披露。
异议信息不是自行采集的，征信机构应当通知信息提供单位进行核实。信息提供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异议信息处理期限内，该信息暂不披露和使用。
第三十八条 企业信用信息提供单位和个人发现其所提供的企业信用信息错误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征信机构。征信机构应当在接到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对相关信息予以更正。
第三十九条 企业信用信息被更正的，征信机构应当无偿向被征信企业提供一份更正后的企业信用报告，并及时更正根据异议信息制作的信用产品。
第四十条 征信机构在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不作处理的，异议申请人可以申请信用管理机构对异议申请作出处理，信用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将处理决定告知异议申请人和有关征信机构；有关征信机构应当根据该处理决定对相关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更正，并执行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一条 征信机构应当将下列事项报信用管理机构备案:
（一）征信机构对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和使用的方法、标准，以及业务操作规则；
（二）保证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安全运行的规章制度;
（三）依法需要备案的其他事项。
信用管理机构应当为征信机构保守商业秘密。
第四十二条 征信机构应当通过在营业场所公示等方式公开下列事项，接受社会监督：
（一）企业信用信息的采集规范和披露时限；
（二）获得企业信用报告和企业信用评级服务的方式；
（三）企业信用报告和企业信用评级服务的收费标准；
（四）异议处理程序；
（五）依法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三条 鼓励信用服务行业组织制定并推行行业规范，为会员提供业务指导和服务，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第四十四条 信用管理机构应当会同信用服务行业组织建立信用产品使用情况反馈机制，了解市场对征信机构和征信活动的评价和需求，引导信用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第四十五条 征信机构发生解散、撤销、破产等营业终止事项时，应当按照规定的方式处理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征信机构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由信用管理机构依照《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至三十五条规定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市基础信息数据库收集信贷信息，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信贷征信机构从事企业信用征信活动的，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未作规定的事项，依照《江苏省企业信用征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