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是否犯罪

钱贵


〔案 例〕
张某，32岁，已婚。1999年10月，张某到石家庄出差时，在火车上结识了女青年刘某，当张某得知刘某大学毕业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时，遂编造自己的名字叫张干，现任三十八军军长，因病先回家疗养。后又谎称自己的亲属中不少人均在部队中任职，吹嘘自己可以帮助刘某解决工作，在交谈中，刘某对张某产生了好感。遂将张某带至自己家中。张某为了骗取刘家的信任，先后在公共电话处假借其任高级领导职务的父亲的名义多次打电话给刘某。使刘对张某的军人身份深信不已。对刘以身相许。后张某在刘家居住一月有余，并伪造身份证与刘某领取了结婚证。后声称部队有紧急任务需马上赶回，以身上所带现金不多为名，找刘某索要现金两万元，而后逃匿。
〔剖 析〕
张某冒充军人进行诈骗的行为，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是指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军队的良好威信及其正常活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行为，所谓招摇撞骗是指假冒军人的名义，进行炫耀、实施欺骗活动。本罪在主观方面为故意，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本题中，张某见色起意，冒充军人，骗取刘某的好感，而后又采用欺骗的方式与刘某结婚，且骗取刘某两万余元。由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是行为犯，所以张某的行为属既遂且为情节严重。张某伪造身份证与刘某结婚的行为属牵连犯，应按一罪处断。所谓牵连犯是指，行为人为实施某种犯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形态。张某为达到与刘某结婚的目的，采用伪造身份证的方法又触犯了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张某已是有妇之夫，又与刘某登记结婚，其行为又构成重婚罪。根据刑法280条第3款的规定，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最高刑为7年；重婚罪的最高刑为2年，按照牵连犯的“从一重罪处断”处罚原则，对张某的行为应以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论处。张某骗取刘某两万元而后逃匿的行为属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加重情节。
[重点把握]
关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应当掌握：（一）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与招摇撞骗罪的区别：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是冒充军人，而招摇撞骗罪冒充的其他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行为人在招摇撞骗行为过程中，有时冒充军人，有时冒充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应视为一行为触犯了数罪名，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罚。（二）假冒军人身份的具体情形。假冒军人身份除本案所涉及的非军人冒充军人的情形之外，还包括级别较低的军人假冒级别较高的军人以及一般部门的军人假冒要害部门的军人。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腐败为何这样猖獗呢？

　　不可否认，腐败问题与我们的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力有关联，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我们的自身修养、认识模糊有关系。一是公仆意识淡化、精神颓废。由于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有些人不注重学习、工作得过且过，把理想、信念抛到脑后，认为“助人为乐”是傻冒，“踏踏实实”是受罪。因此，工作推着干、吃喝往前窜，见钱就眼开。他们腐化堕落、以权谋私、枉法裁判、官僚主义等象“雨后的春笋”接连不断。“口里没有味，出去开个会”也就不足为怪了。二是崇拜金钱，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就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化拉大了贫富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刺激了某些人私欲膨胀，使一些人产生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心态，大捞特捞，过着糜烂的生活。常常是“赌博一点两点不停、跳舞三步四步不断、唱歌五遍六遍不累、喝酒七杯八杯不醉、工作九件十件不对”。三是法治不健全、监督不力。党中央曾多次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制定了很多的党纪国法进行反腐倡廉，但有些制度形同虚设。新闻媒体、民主生活会、社会各界的监督显得苍白无力，不能真正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腐败之风也就四处蔓延。
腐败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呢？

　　原因之一是打击不力，原因之二是没有一套完整的措施。整党也好，整顿也罢，“雷声大、雨点小”，反腐败效果不佳。对露出“尾巴”或撞到枪口下的腐败分子被法办了，但对隐藏很深的腐败分子却不能奏效。我们常采取杀鸡吓猴的办法。但几十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使一些“老猴”变得老练、狡猾、善于伪装、隐藏。在反腐倡廉斗争中采取杀鸡吓猴的做法，的确能够取得一些效果，但使用多了，效果也就渐渐失去，长期以往，“猴们”瞧出了其中的奥妙，也就不以为然。例如：某县乱收费严重，经媒体曝光后，县里作出决定，并宰了几只“小鸡”，乱收费一度收敛。但没过几天，又盛行起来，几经反复，终未能令行禁止。究其原因，是未能触及到“猴们”。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结合“是反腐治腐锐利武器，治国先治党，治下先治止，治腐先治官。所以，不能再杀鸡吓猴了，而应采取杀猴儆猴了。建国以来，我们杀猴儆猴的效果非常显著，例如：惩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巨款案，接着又查处了一批位高权重，显赫一时的”猴们“，他们纷纷被糖衣炮弹击中落马，如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等，这些案件的查处，有力地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惩一儆百的社会效果。
如何根除腐败这个毒瘤？

　　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党风不正、行风不正也在于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必歪”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治腐先治官，这样才能铲除腐败，取信于民，我们必须要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预防和根治：

　　一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没有精神文明的社会，将是一个黑白不分、伦理尽失的社会，也是一个腐败的社会。精神文明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不能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因此，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但要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而且还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旗帜鲜明地倡导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詹红荔等英雄和模范越来越多，全社会处在团结友爱之中，腐败问题就会销声匿迹。

　　二是纪检部门实行垂直领导。由于纪检部门实行“双重”领导，但大部分工作由地方领导，只要涉及党委或党组领导的问题，就不敢深究，更不敢查办了。如果得罪了，纪检干部轻者调出，重者丢了乌纱帽，有的遭到打击报复，甚至受伤致残或死亡。实行上级纪委或系统部门垂直领导，有利于纪检干部“虎口拔牙”，敢于查处那些身居要职的违法违纪领导干部，使他们不能逍遥法外。

　　三是要给表现突出的纪检干部晋级嘉奖。我们纪检干部工作是艰苦的，生活是清贫的，他们对党无限忠诚，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他们是城市里的清洁工，但无论工作是多么出色，干了多少年，工资低微，职位平平，家庭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为此，对于有突出贡献的纪检干部要提职晋级加薪，对于举报者或有功者给予嘉奖，记纪检干部更加喜爱本职工作，让其他行业羡慕这个职业，纷纷加入这个行业中来。

　　四是健全法制，“重典”惩处违法者。“刑不上大夫”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而有些违法领导干部却将此奉为信条，“翻手作云覆手雨”，白天是人，晚间是鬼，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我手眼通天，谁奈我何”。俗话说：“执法犯法罪加一等。”建议设立“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罪”，对于那些违犯党纪国法的领导干部科以重刑，做到以法制权，重律扼腐败。

　　五是强化监督，健全制度。纵观那些大要案的发生，除少数客观因素外，还有一点就是监督不力造成的，有许许多多的案件如果监督得力的话就可以避免。可是主管领导护着，监督部门躲着，冤家看着，群众怒着，致使腐败泛滥成灾。因此，强化社会监督的职能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把腐败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做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防微杜渐。

【作者介绍】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