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检关于印发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经2013年5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现将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三个案例印发你们,供参考。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3年5月27日
李泽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9号)
【关键词】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要旨】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选择性罪名。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编造恐怖信息以后向不特定对象散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对于实施数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行为的,不实行数罪并罚,但应当将其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泽强,男,河北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北京欣和物流仓储中心电工。
2010年8月4日22时许,被告人李泽强为发泄心中不满,在北京市朝阳区小营北路13号工地施工现场,用手机编写短信“今晚要炸北京首都机场”,并向数十个随意编写的手机号码发送。天津市的彭某收到短信后于2010年8月5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于当日接警后立即通知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首都国际机场运行监控中心随即启动紧急预案,对东、西航站楼和机坪进行排查,并加强对行李物品的检查和监控工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首都国际机场的正常工作秩序。
【诉讼过程】
2010年8月7日,李泽强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9月7日被逮捕,11月9日侦查终结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12月3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2月14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泽强法制观念淡薄,为泄私愤,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向他人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已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李泽强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泽强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李泽强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0号)
【关键词】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要旨】
关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对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经营、教学、科研等秩序的影响程度、对公众造成的恐慌程度以及处置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威胁民航安全,引起公众恐慌,或者致使航班无法正常起降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卫学臣,男,辽宁省人,1987年出生,原系大连金色假期旅行社导游。
2010年6月13日14时46分,被告人卫学臣带领四川来大连的旅游团用完午餐后,对四川导游李忠键说自己可以让飞机停留半小时,遂用手机拨打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问询处电话,询问3U8814航班起飞时间后,告诉接电话的机场工作人员说“飞机上有两名恐怖分子,注意安全”。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接到电话后,立即启动防恐预案,将飞机安排到隔离机位,组织公安、安检对飞机客、货舱清仓,对每位出港旅客资料核对确认排查,查看安检现场录像,确认没有可疑问题后,当日19时33分,3U8814航班飞机起飞,晚点33分钟。
【诉讼过程】
2010年6月13日,卫学臣因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被大连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刑事拘留,6月25日被逮捕,8月12日侦查终结移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0年9月20日,甘井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卫学臣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甘井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0年10月11日,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卫学臣故意编造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鉴于被告人卫学臣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卫学臣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卫学臣在法定期限内未上诉,检察机关也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检例第11号)
【关键词】
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择一重罪处断
【要旨】
对于编造虚假恐怖信息造成有关部门实施人员疏散,引起公众极度恐慌的,或者致使相关单位无法正常营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
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择一重罪处断。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袁才彦,男,湖北省人,1956年出生,无业。
被告人袁才彦因经济拮据,意图通过编造爆炸威胁的虚假恐怖信息勒索钱财。2004年9月29日,被告人袁才彦冒用名为“张锐”的假身份证,在河南省工商银行信阳分行红星路支行体彩广场分理处申请办理了牡丹灵通卡账户。
2005年1月24日14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的电话,编造已经放置炸弹的虚假恐怖信息,以不给钱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相威胁,要求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在1小时内向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内汇款人民币5万元。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进行人员疏散。接警后,公安机关启动防爆预案,出动警力300余名对商场进行安全排查。被告人袁才彦的行为造成上海太平洋百货有限公司徐汇店暂停营业3个半小时。
1月25日10时许,被告人袁才彦拨打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的电话,称已在商场内放置炸弹,要求福州市新华都百货商场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5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大批警力进行人员疏散、搜爆检查,并对现场及周边地区实施交通管制。
1月27日11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上海市铁路局春运办公室的电话,称已在火车上放置炸弹,并以引爆炸弹相威胁要求春运办公室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10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接警后,上海铁路公安局抽调大批警力对旅客、列车和火车站进行安全检查。
1月27日14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的电话,要求广州市天河城百货有限公司在半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自杀。
1月27日16时,被告人袁才彦拨打深圳市天虹商场的电话,要求深圳市天虹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内引爆炸弹。
1月27日16时32分,被告人袁才彦拨打南宁市百货商场的电话,要求南宁市百货商场在1小时内将人民币2万元汇入其指定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否则就在商场门口引爆炸弹。接警后,公安机关出动警力300余名在商场进行搜爆和安全检查。
【诉讼过程】
2005年1月28日,袁才彦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刑事拘留。2005年2月案件移交袁才彦的主要犯罪地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区分局管辖,3月4日袁才彦被逮捕,4月5日侦查终结移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5年4月14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指定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管辖,4月18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袁才彦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5年6月24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袁才彦为勒索钱财故意编造爆炸威胁等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且造成严重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袁才彦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袁才彦提出上诉。2005年8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行为认定标准
宋旭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应当采取有限的扩张性解释，即以法律结果上的执行不能为衡量标准。执行程序问题并不必然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而应视具体情况分析判断。
■案号 一审：（2011）北刑初字第 347 号
【案情】
公诉机关：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桂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2日，被告人王桂芳与刘某某签订青岛市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双方约定王桂芳以13.3万元的价格将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房屋出售给刘某某。因王桂芳一直未给刘某某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刘某某将王桂芳诉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08年8月19日，法院作出（2007）北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某某与王桂芳签订的青岛市已购公用住房销售合同继续履行；王桂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刘某某办理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住房的产权过户。宣判后，王桂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9年2月23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9）青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桂芳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下达后，王桂芳一直未履行该判决。2009年5月13日，刘某某申请市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09年6月17日，王桂芳在明知法院已判决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将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住房以19.7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贝某，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刘某某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宣告王桂芳与贝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审理中经评估，涉案房屋于鉴定基准日的价值为人民币52.8万元。2010年7月12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北民一民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桂芳与贝某于2009年6月16日就本市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贝某不服，提出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1）青民一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贝某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12月10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2011年6月15日，被告人王桂芳被公安机关抓获。
【审判】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桂芳无视国法，置生效判决于不顾，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涉案房屋转让他人，致使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指控成立。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评析】
近年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信力。作为维护法律文书权威性的终极司法手段，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运用却十分鲜见，法律适用中的认定困难为重要原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几个焦点问题极具典型性，笔者结合有关规定对其做一些浅显的分析。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节标准
本案中，辩护人认为，根据有关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要件之一是“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而本案被执行的房屋本身并未灭失，判决、裁定仍可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执行，因此认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疑问。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但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认定情节严重却成了一个难点。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下发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3条对情节严重的五种情形作出了规定；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其中第二条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进行了解释。对照来看，两个解释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司法解释》主要是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情节进行了列举，而《立法解释》则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范围进行了说明。但是两个解释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采用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一表述。由此，认定“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标准就成了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问题。
法院可强制执行的对象总体上来说可分为财产和行为两大类，其中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针对财产的执行又可根据执行依据内容的不同分为特定财产的执行和不特定财产的执行。前者是指法律文书对具体财产范围进行了明确的指定，如特定房屋等；后者是指法律文书仅对财产价值进行确定，最常见的为金钱给付。本案为典型的特定财产执行。对该执行行为而言，导致无法执行的原因只有一个，即财产灭失。财产灭失从狭义上讲仅指财产的物理灭失，即特定财产损毁或失去应有功能。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法律灭失，即特定财产权属发生变更。本案中辩护人的意见采取的即是狭义解释，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只有在财产发生物理灭失并由此导致判决、裁定绝对无法执行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对“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应当做有限的扩张性解释，即采取广义的财产灭失概念，将法律灭失导致财产不能执行作为构成犯罪的衡量标准。只要被告人的行为导致被执行财产物理灭失和法律灭失，即可认为其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理由在于：
1.虽然权利人可经法定程序申请宣告可供执行财产法律灭失的效果无效并使案件继续执行，但是并不影响被告人罪名的成立。从客体上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维护的是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确保司法权的正常运行。只要被告人的行为对司法权威和司法权运行秩序造成了损害，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和两个解释的规定来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属于情节犯，即在对抗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过程中做出违法行为且情节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程度后犯罪即成立。如采取仅在发生判决、裁定绝对无法执行这一危害结果的情况下犯罪才能成立的狭义解释，则本罪应属结果犯，转移、隐匿等行为因未造成财产物理灭失的危害结果而不能作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予以认定，其与法律规定产生了冲突。
2.从社会效果上看，仅以被执行财产的物理灭失作为定罪标准无疑会极大降低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违法成本，在权衡利益得失后，被执行人会做出规避执行的行为选择，使生效法律文书确立的权利的实现更加困难。而且在执行实务中，可供执行财产的物理灭失情形极为少见，大多数情况下，被执行人均采取的是隐匿、转移、变卖财产的手段使可供执行财产形成法律灭失的结果。如采取狭义解释，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将受到极大限制，不能对大多数规避执行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有违立法原意。
3.采取法律灭失的认定标准，有助于区分罪与非罪。采取该认定标准明确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行为的底线，只要可供执行财产未因被执行人的故意造成物理灭失或法律灭失，那么被执行人采取的规避执行行为就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进行惩处，从而有效限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
二、执行程序问题是否影响定罪量刑
本案中，辩护人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第3条第1款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发生时间应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立法解释》中采取的也是“被执行人”这一表述，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在进入执行程序后才应构成，而公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已收到执行通知书，被告人并非被执行人，因此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那么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等执行程序问题是否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呢？
笔者认为，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并不影响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理由在于：
1.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及时、完全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只要被告人收到了法院的判决、裁定，就应当视其已明确知晓了其权利义务的状态。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无论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其都应当积极履行义务。在明知应承担义务的情况下，当事人依然采取各种手段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2.是否成为被执行人并非由执行通知书的送达来界定。如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一样，被执行人是相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的一个法律概念，无申请执行人自然也无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且被法院立案受理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就已经确定。因此，本案中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并不影响被告人成为被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