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黄冈市人民政府


黄冈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黄冈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龙感湖管理区、黄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黄冈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8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七日





黄冈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医疗安全，维护医疗秩序，有效预防和处置医疗纠纷，保护患者、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
第三条　处理医疗纠纷应当遵循预防为主、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纠纷，是指患者在医疗机构进行诊疗护理过程中，医患双方对诊疗护理后果及其原因在认识上产生分歧而引发的争议或事件。
第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能，指导医疗机构做好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置工作。
公安机关依法加强医疗场所的治安管理，接到医疗机构的报警应及时出警，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依法处置医疗纠纷现场各种违法行为。
司法行政部门应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并加强对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保险监督机构应依法加强对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监督管理。
新闻媒体应适时报道医疗纠纷处理情况，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力求客观公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第六条　患方户口所在地村（居）委会或所在单位，以及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医疗纠纷处置工作，负责做好稳定和教育工作。
第七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均要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负责本辖区内医疗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指导。调委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得收取费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调委会的组织和工作办法由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卫生、财政等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全市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市和县（市、区）保险机构组建医疗责任保险项目共保体，并设立医疗责任保险处置理赔中心，负责当地医疗纠纷处置及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和理赔工作。
　 第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医疗纠纷处置预案，并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条　公立医疗机构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等相关保险，非公立医疗机构可参照执行。
　　第十一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医疗机构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规范医疗纠纷报告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疗纠纷报告制度，并按规定报告医疗纠纷，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第十二条　医务人员对发生的医疗纠纷或发现患方有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的，须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医疗机构须及时向所在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和调委会报告，并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必要时还应向医疗责任保险处置理赔中心报告。
　　第十三条　发生医疗纠纷后，医疗机构应当启动医疗纠纷处置预案，按下列要求进行处置：
　　（一）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采取控制措施，防止患者人身损害加重和事态扩大，及时将医院专家会诊意见告知患方，并报上级卫生行政部门；
　　（二）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封存现场实物及相关病历资料；
　　（三）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死亡的，必须按规定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者殡仪馆，要求尸体解剖的，按有关规定进行；
　　（四）告知患方有关医疗纠纷处置的办法和程序，答复患方的咨询和疑问，引导患方依法解决纠纷；
　　（五）医疗机构必须设立专用接待场所用于双方协商解决医疗纠纷；
　　（六）医患双方应推举代表进行协商，代表人数各不超过5名；
　　（七）处置完毕后，向卫生行政部门提交医疗纠纷处置报告，如实反映医疗纠纷的发生经过及调查、处理情况。
　　第十四条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纠纷报告后，应按照下列要求处置：
　　（一）责令医疗机构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必要时派人赶赴现场；
　　（二）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和教育疏导工作，引导医患双方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接到医疗纠纷报警后，应按照下列要求处置：
　　（一）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二）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医疗秩序；
　　（三）依法处置现场发生各类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第十六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选择以下途径解决：　　
　　（一）医患双方协商解决；
　　（二）申请调委会调解；
　　（三）双方当事人同意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共同向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心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
　　（四）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申请；
　　（五）通过司法诉讼解决；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途径。
　　第十七条 调委会受理医疗纠纷医患双方的调解申请，履行调解处理职责：
　　（一）组织医疗纠纷调查，收集相关资料，了解医患双方的意愿；
　　（二）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引导医患双方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妥善解决纠纷，防止矛盾激化；
　　（三）经调解解决的医疗纠纷，按照双方当事人的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书；
　　（四）分析医疗纠纷形成的原因，向医疗机构提出医疗纠纷防范意见和建议；
　　（五）向有关部门报告医疗纠纷调解工作情况；
　　（六）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医疗纠纷调解咨询服务。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员的推荐、招聘、培训、业务管理、考核、指导等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并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医疗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调委会申请调解，符合受理条件的，调委会应当及时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调委会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患双方可以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调委会提出调解申请。
　　第二十条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因调解工作收集查阅相关材料、询问相关人员、征询专家意见等需要，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调委会不予受理：
　　（一）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申请的；
　　（二）当事人已经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处理的；
　　（三）因非法行医而引发的纠纷；
　　（四）非辖区内医疗机构发生的医疗纠纷；
　　（五）在医疗机构诊疗期间发生的非医疗行为引起的其他民事纠纷。
　　第二十二条 调委会调解医疗纠纷，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医患纠纷调解时应有两名以上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医患双方当事人对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理由充分的，应当依法予以回避；
　　（二）医患双方当事人均可聘请律师或者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三）调解应当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
　　（四）调解人员进行调解时，应当做好调解笔录；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
　　第二十三条 调委会应当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调结（不含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间）；到期不能调解结束的，视为调解不成（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但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起不超过60个工作日）；调解不成的，调委会应当依法终止调解，并告知当事人可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或者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维护权益。
　　第二十四条 医疗责任保险的收取应当按照湖北省卫生厅、湖北省保监局有关文件要求执行。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协商达成协议、调委会或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调解或作出生效判决的，受委托的保险机构或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协议或判决及保险合同支付赔偿金。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相关人员，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已有行政处分或处罚、刑罚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医务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分：
　　（一）发生医疗纠纷，不及时报告、报警，不及时正确处置，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加重、事态扩大的；
　　（二）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导致调查、技术鉴定无法进行的。
　　第二十八条 人民警察在处置医疗纠纷过程中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对不履行法定义务、违反纪律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人民调解员以及调委会工作人员违反人民调解有关规定，不经调查核实、作出不公正调解意见的，或者徇私舞弊、收受财物、损害一方利益的，由原聘任单位撤换；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医疗责任保险机构无正当理由不及时、不能足额赔付的，由保险协会责成改正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医疗责任保险与理赔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弄虚作假、收受或者索取保险费回扣以及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新闻媒体对真相未明、调查结果尚未公布的医疗纠纷作失实报道，或者在报道中煽动对立情绪，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指患方，包括患者、患者亲属及其委托代理人。
　　第三十三条 驻黄冈部队医疗机构在为社会群众开展医疗服务中发生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


“软法”与“硬法”

龙城飞将


　　经济学上有一对名词：“硬通货”与“软通货”，也叫“硬货币”与“软货币”。硬通货是国际信用较好、币值稳定、汇价坚挺的货币。当一国通货膨胀率较低，国际收支顺差时，该国货币币值相对稳定，汇价坚挺。与之相对应的是软通货，它是指币值不稳、汇价疲软的货币。由于货币发行过度、货币的含金量即购买力不断下降，以及国际收支逆差等因素，也会引起货币汇率下降。
　　在法学研究领域，也有一对与软硬有关的名词：“软法”和“硬法”。 近来，国内学者也随着欧美日学者掀起了软法研究的思潮。
　　什么是软法，什么是硬法，根据姜明安先生的说法，在目前学界对软法研究尚不深入的条件下，要对软法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相当困难的。我查阅了一些论文，除了佶屈聱牙，真是难以找到通俗一点的定义。姜明安的介绍，国内外学者多引用法国学者Francis Snyder于1994年的定义：“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 根据这个定义，有时很难说清楚作者所指向的某个具体法律或法律规范到底是“软”的还是“硬”的。说它是“软”的，它有实际的效力。说它是“硬”的，它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什么是实际的效力，可能就是实际当中人们实际遵守的法律规范或规则。什么是法律的约束力，可能就是发生纠纷进行诉讼时所据以判决的法律规范。实际上，这样的定义对软法概念的描述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人们并不能从这些定义中完全了解什么是软法。
　　当然，任何定义都是蹩脚的，人们要了解和把握一个事物，不仅要明确其内涵，还要明确其外延。有时，人们从经验层面入手，先接触一下事物的部分外延，也许能对相应事物有更深切的感受。以我国宪法为例，它是软法呢，还是硬法。若依法国学者Francis Snyder的定义，似乎它应当归到“软法”一类，因为在我国，宪法至多是一种理念，没有太多的实用性。不但如此，连规范不同法律层级的《立法法》也常被有权的人们抛于脑后。
　　下面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些权利的清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与工作的公民一定知道这些权利实际落实到自己身上有多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这些权利，实质上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宪法所规定的一些基本权利，也可以把它们列入基本人权的范围。然则，这些权利当中，有些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根本没有实际约束力，即没有实际效力，有些甚至在发生诉讼时也没有约束力，所以在西方民主国家一再完善其宪政的同时，中国人却在讨论宪法的诉讼功能。所以，根据Francis Snyder的定义，似乎连“硬法”也算不上。
　　但是，根据法家梁剑兵的定义，我国的宪法就可以成为“硬法”。关于什么是“软法”，法家梁剑兵给出了不同于Francis Snyder的定义：“所谓软法律，是在中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主要是由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方式形成的、并以柔性的或者非正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功能和作用的法律体系。” 根据这个定义，宪法正好是“软法”对立面，它是通过国家正式立法程序的、以刚性的或者正式的强制手段实现其功能和作用的法律。但在法的实际运行中，很难说我国的宪法有这样的“刚性”。
　　“软法”的定义既然不明确，即它的内涵不清楚。许多人又从从外延方面来进行研究。法家梁剑兵综合国内外学者的各种观点，概括为12类：1、国际法；2、国际法中那些将要形成但尚未形成的不确定的规则和原则；3、法律的半成品，即正起草但尚未公布的法律、法规；4、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5、道德规范；6、民间机构制定的法律，如高等学校、国有企业制定的规范、规则；7、我国“两办（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的联合文件；8、程序法；9、法律责任缺失的法条或法律，即只规定了应该怎么做，但没有规定如果不这样做怎么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的法条或法律；10、仅有实体性权利宣言而无相应程序保障的法条或法律，如宪法序言；11、法律责任难以追究的法律；12、执政党的政策等。这种分类存在的问题是，其第２、３、４、５、９等类别实际上并未进入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的范围，不宜列入包括“软法”和“硬法”在内的“法”的范畴，第８类别不能说不在执行，只是人们执行的严格性不如一些实体法而已，第６类别是更接近于民间法。真正有意义的是第1、7、12类别。其中第1类属国际法，则国内法属“软法”范畴的就剩下两办的联合文件和执政党的政策。根据其第7类，扩充一下范围，应当是包括除《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之外的其它层级的法。根据这样的分类方法，实际上“软法”可以分为“国际软法”和“国内软法”，“国内软法”又分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除法律之外的低层级法和执政党的政策两个类别。
　　其实，其名学者吴思关于“潜规则”的归纳，倒更接近于人们所讲的“软法”概念。他认为，历史上“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以上所述，Francis Snyder、法家和吴思各自从不同角度叙述了什么是“软法”。在此，借用经济学“硬通货”与“软通货”的理念来诠释“软法”和“硬法”：“硬法”就是人们实际遵守的法，“软法”就是没有实际约束力的法。
　　有一类法律或法，如我国的宪法，经过十分严格的立法程序。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估计根据Francis Snyder、法家梁剑兵和吴思都会把宪法归入“硬法”范畴，但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在司法过程中，宪法被认为没有操作性，很多情况下人们并不直接遵守适用宪法。此时的宪法如同花瓶，实际上也就处于“软法”的地位。
　　有一类法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须遵守它，发生纠纷或进行诉讼时也必须遵守它，比如《刑法》和《合同法》。这样的法律可以称之为硬法。这些法律经过复杂繁琐的立法程序，破费了纳税人大量的资金，最终以大家公认的方式即人大立法的方式通过立法程序，本应得到人们的遵守。若依法家梁剑兵的定义，这些法律是刚性的，最应当由人们执行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法律常被司法解释所淹没。许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不是直接依据这些法律，而是直接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我们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例，法官根本不理基本的法律，只看司法解释。此时，司法解释成了“硬法”，真正的硬法反倒成了“软法”。
　　更有甚者，在一些判决中，法院根本不是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审理案件，进行判决，而是依照内部秘不示人的规定。笔者曾多次遇到一个案例，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适用法律时讲到，他是依照区级法院或市级法院的内部规定进行判决。当我们要求出示内部规定，他们予以拒绝。当我们据理力争，你的内部规定不能对抗国家的法律。他们的反应是，我就这么判了，不服判你就上诉去。自然，如果当事人没有足够的能量把事情搞大，没有足够的能力发动起全国的舆论，二审一般不会推翻一审的结果，至多是作一点皮毛性的修饰。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和司法解释成了“软法”，内部规定成了“硬法”。
有一些地方法规或部门规章，法律层级低，并且与国家制定的法律相冲突，但在地方行政与司法实践实际当中运用，也可以称之为硬法。
　　有一些法律出台后，不能立即执行，一定要等到实施细则出台。而实施细则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原先立法中的一些内容，形成新的立法。此时，实施细则与原有法律之间就形成对应关系，实施细则成了“硬法”，原有法律成了“软法”。
　　有的法律，由于各方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平衡，但又不得不出台这样的法律，于是就通过非常原则几乎没有什么可操作性。这样的法律，通过立法程序颁布之日，就是名存实亡之时。
　　以上所述是就法的文字性规范之间关系而言。法在运行中还有一种状况，这就是人们在实际执行时并不真正地执行原有的法律，只是借助了一个名号。有些法律，国家有专门的规定，但实际操作与执行部门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自己的方式来执行，这些法律在这种境况下就成为“软法”。
　　原先彼此不相识的三个人，因为一次房产的拍卖，走到了一起，接着和法官展开了一场几近一年的扯皮，最后不了了之，然后含恨放弃，这是发生在深圳的一个真实故事。这三个人在深圳市国土交易中心举牌成交后，发现在当今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情况下，成交价格较原登记价格翻了一倍，就是说，被执行人房产被拍卖后还赚了一倍的利润。他们到法院拿裁定书时均向法官提出，根据法律规定，原业主应交清所欠政府的税费、物业管理费和滞纳金，要求法官从执行款中扣除这部分款。法官口头答应，但不接受他们书面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只是热心地甚至带有恳求式要求他们先在裁定书的回执上签字。他们相信法官不会胡来，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就签了字。谁知第二天再问款项下落时，法官回答，剩余的款项已经支付给了被执行人。
　　这三人听了很惊讶，这意味着他们的房产将过不了户，除非他们替被执行人支付十四、五万元的税费，而被执行人却赚了五十多万！当然，被执行人背后的利益链条没人会给他们说清楚。
　　此时的法官表现得相当冷静：一、你们昨天已经在裁定书上签字，裁定书就发生法律效力了。二、你们是案外人，我们没有义务替你们把钱预留下来。三、你们在拍卖合同上签过字，承认自己负责这部分税费的。四、你们可以找被执行人要钱去！你们是案外人，我们没有义务向你们提供被执行人的下落。五、我们是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的。
　　原来，市国土交易中心的拍卖格式合同上明确规定，这些税费由买受人承担。这些合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但是有基础，这就是法院与之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
　　法院为什么要违反法律规定签订这些合同呢？没有人做出合理的解释，显然，“公平”与“正义”决不是其真正的原因。找法官交涉无果，只好找法院。他们向法院提出：一、法律明确规定，房产交易卖方应承担相应的税费。二、拍卖公告所讲由买受人承担税费，是在过去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他们替法官找理由），现在拍卖增值，且能找到被拍卖人，应先把款项扣留。三、法院是执行机关，不是真正的当事人，它在拍卖公告中的约定并非正在的卖主与买主的约定。四、我们的房产尚未过户，法官就匆匆忙忙把款项付出去，使得我们房产不能过户。五、根据《合同法》，对这种格式合同应作不利于制定方的解释。
　　但法院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也不给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只是让他们找当事的法官本人交涉。他们又向人大、政协、检察院反映，均是泥牛入海。他们得到的唯一的反应是，那个法官调到了一个偏远的法庭，使得他们再去找法官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经过类似情况的人，谁还会天真地相信“法律是公平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因为用在他们身上的法律是不公平的，他们对法官的“公平”、“公正”、“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再会有任何信心。霍姆斯说“坏蛋”会预测法律，经过自己利益受损的具体事例后他们知道，法官也会“预测法律”了。
　　法官的机会主义在这里得到十分明确的表现：其一、三人领取裁决书前，法官先不把钱支付出去，那样做就违法了。其二、他们拿到裁决书时，先哄着他们签收，这样就表示他们承认自己替那个被执行人付费了，因为裁决书上明显地写上了这一点。而当事人当时只想到裁定拍卖这一事实成立，不会细看法官还在裁定书上给他们加了新的义务。三、他们三人签收后，发现裁定书上大有问题。法官未经诉讼和判决，就对他们这些案外人追加义务。但再去找谁，都不会有人理了，法官已经在“法律上”站住脚了，那倒霉的三个人反倒是“无理取闹”了。四、法官有个他所在的基层法院的“内部规定”做挡箭牌，作为他操作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理由，但这“内部规定”一直秘不示人，实际效力却大大地高于国家法律法规。正因为如此，他所在的法院才给他各种庇护。
　　不独如此，在没有法官直接参与，但有某种官员作裁决处理的情景中，机会主义随处可见。交通事故处理、打击走私、打击人贩子、政府对安全生产的管理、对污染排放的管理等过程，均是复杂的利益铰合利益链条，非单一的形式逻辑能够解释得清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软法”和“硬法”的概念作一个定义：在现实生活中实际被遵守的法律称之为“硬法”，在实际生活中实际不被遵守的法律或法称之为“软法”。

2010-3-3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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