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团委，总政组织部，武警总部政治部，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直机关团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近年来，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对台港澳青少年的交流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交流成果。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我对台港澳青少年交流工作也将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为更加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台港澳工作的部署和有关精神，积极贯彻、正确执行“一国两制”的伟大方针，进一步明确对台港澳青少年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和基本要求，推动全团对台港澳青少年交流工作朝着更加规范、有序的方向健康发展，根据团中央书记处的有关要求和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港澳办的有关文件精神，现将《关于加强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管理的意见》印发给你们。希望各级共青团组织按照文件精神，结合本地、本系统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做好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的交流工作，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关于加强对台港澳地区
青少年交流工作管理的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共青团组织认真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的交流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使交流工作进入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活跃阶段，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切实的努力。
为进一步做好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的交流工作，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特下发《关于加强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管理的意见》。
一、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
1. 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的交流是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共青团组织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并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的交流工作。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进一步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积极宣传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青少年工作的成果，展示祖国青少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最广泛地团结和争取台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一代，为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祖国和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2．开展对港澳地区青少年的交流工作，要紧紧围绕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和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这个主题，帮助内地与港澳地区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香港、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的理解和认识，不断深化与港澳地区青少年团体在科技、教育、经贸、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此同时，要以香港回归祖国为契机，旗帜鲜明地把爱国主义教育摆在交流中的突出位置抓好、抓实。帮助内地与港澳地区青少年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的了解和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观念。
3．开展对台湾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要以党中央“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和江泽民总书《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以“两岸青少年携手合作，共同迎接21世纪的希望与挑战”为主题，积极开展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交流，开展以大力促进经济、科技交流与合作为主要目标的各方面交流。要在巩固以往交流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开辟新渠道，拓宽新领域。要着重做好争取人心的工作，积极培养台湾青少年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的基本要求
4．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要以中央的方针政策为指导，在严格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台港澳地区交流工作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优势，本着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原则，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深入进行。
5．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加强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的统一领导、归口管理。
（1）团中央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全国性青少年团体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由团中央书记处统一领导，团中央统战部负责归口管理。
（2）地方各级共青团组织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由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主管部门统一领导，由各级共青团的统战部负责归口管理工作。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共青团组织与台港澳地区青少年团体交流的情况，应报团中央统战部备案，以便团中央及时了解、全面掌握有关情况，统筹全局，搞好对台港澳地区的青少年交流工作。
6．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加强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的分级负责、协调配合。应及时掌握职责范围内的新情况、新问题，严格坚持请示汇报制度，注意横向沟通，搞好协调与合作。要增强全局观念，统筹兼顾不同团体不同层次、不同界别、不同年龄的青年工作对象，注重在不同层面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和优势，避免盲目和无序的现象。
7．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团中央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全国性青少年团体应将已申报同意立项的交流项目按一事一报的原则，提前报团中央统战部并书记处审批。地方各级共青团组织需按有关规定及时将交流项目报主管部门立项、审批，重要项目需报团中央统战部备案。
8．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应选择好交流项目，注意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确定好交流主题，注意以我为主，趋利避害；把握好交流口径，注意内外有别，保持政治警惕性；物色好交流对象，注意分清层次，突出重点。
9．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应体现青少年的特点，充分考虑到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性，使青少年在交流中唱主角、起作用、受教育，通过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使青少年成为交流的实践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10．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严格控制出访团组、多做接待来访工作的精神，注重政治和社会效果。未经批准不得进行任何集资、筹资、捐赠、赞助等商业性活动。
11．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应遵守有关纪律和制度，凡涉及重大、敏感问题，应按中央统一口径表态；遇有重要情况和事件，应及时上报团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在宣传报道上凡涉及重要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内容，需按职责权限通过团中央或地方主管部门请示中央有关部委。
12. 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应认真做好代表团出访前的集训和返回后的总结工作，帮助出访人员了解有关情况和方针政策，对可能遇到的问题拟出对策预案。一般应在出访归来后一个月内写出访问总结报告和工作建议，报主管部门并抄送团中央统战部备案。
13．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要有专人负责并保持相对稳定，以便熟悉情况、掌握政策、提高效率。要注意培养造就一支党性观念强、政策水平高、工作业务精的骨干，以推动交流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14．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应及时总结经验，写出调研报告或简报。在日常工作中注意积累资料，结合工作实践，对一些政策性、代表性、趋向性较强的问题加强研究和探讨，并经常对阶段性交流的效果进行利弊得失的评估，供决策机构和领导参考。
三、开展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的注意事项
15．关于与港澳地区青少年的交流工作。
（1）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尊重香港、澳门作为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的地位，遵守香港、澳门《基本法》，在处理内地与香港、澳门青年社团的关系时，要严格按“一国两制”的方针办事，贯彻“互不隶属，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则。
（2）各级共青团组织不能干涉香港、澳门青年社团的内部事务，不得参与筹组香港、澳门青年社团及有关社团。
（3）各级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及有关人士不得担任香港、澳门青年社团的实际领导职务。
（4）各级共青团组织不得与香港、澳门青年社团建立隶属关系，不在香港、澳门建立分支机构。
（5）各级青联组织在吸收港澳地区特邀青联委员时，需事先征得新华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的同意后，再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办理，并报团中央统战部备案。
16．关于与台湾地区青少年的交流活动。
（1）赴台湾地区的交流活动，需事先征得上级有关主管部门的同意，并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或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同意后方可进行。
（2）赴台交流项目未经批准立项，任何单位或个人均不得向台方正式允诺“应邀”访台，更不得向台方提供资料让其代办入台手续。
（3）赴台交流人员应在政治上保持坚定的立场，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独”等政治敏感问题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防止台方借交流之际兜售“台湾经验”，对我进行政治渗透。
（4）赴台交流人员应结合本人身份和专业多谈与赴台项目有关的内容，尽可能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如对方无理挑衅，则应表明我立场，理直气壮予以反驳，但不与其纠缠。
（5）要加强对赴台人员的行前教育，特别是对政治、科技、经济方面的研究人员要加强保密教育，增强保守国家机密的观念，防止在交流中泄密，造成损失。在台访问期间，要严防台湾情报部门套取情报。
（6）应根据赴台项目的实际需要，认真负责地确定应邀赴台人员在台实际停留时间。赴台人员在台停留时间一般不超过15天，特殊情况不超过1个月；赴台从事教学或短期学术研究人员以不超过4个月为宜。
（7）赴台人员或团组在台期间，应严格按照经批准的工作方案和预定的行程安排活动，原则上不要向主管部门用电话或传真形式请示政策性问题。
（8）赴台交流活动中有民宿（即分散住宿到居民家庭中）安排的，需在行前有所准备，民宿时间不超过2天。来访的台湾青少年交流团组如提出民宿要求，在条件许可并征得居民家庭同意的情况下，可安排民宿1至2天。
（9）赴台的交流活动中，不要与台湾以反共为招牌的组织或情报、“台独”组织接触，不参加政策敏感活动，回避“旗”、“徽”、“歌”以及在海峡两岸交往中的称谓等问题。
（10）对由台方主办的国际会议或活动，属于“官办”或政治色彩较浓的，不宜参加；对由台民间团体举办的民间活动，可在台组织者保证不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根据需要以适当名义参加。
（11）在台期间，原则上应当婉拒台湾当局高级官员以“政府官员”身份在台政府机构接见的安排，如有特殊考虑，应在行前报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台高级官员以政党或学者个人身份在“政府”机构外会见时，可不回避。
（12）各级共青团组织及其所领导的青少年团体原则上不要聘请台方人士担任理事、委员、顾问等职务。部分学术、科技、文化等民间团体，如确有需要，可在严格遵守中央有关政策的前提下，有选择地同意台湾人士以个人名义参加（不得担任主要领导或法定代表人），但需事先报主管部门商同级台办审查同意后，报民政部门核准。
（13）各级共青团组织对台湾有关社团组织希望与我建立固定的交流关系时，要审慎处理，谨防其谋求对等政治实体的意图。
17．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对台港澳地区青少年交流工作也按此件办理。
浅谈宪法权利救济权
摘要：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 权利救济权 自力救济 他力救济 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入工业。 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2]由此可以看到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救济权的规定无疑暴露出中国制宪的不成熟性。如果作为明示的规定来突出权利救济权的重要性，在宪法修改时可以概括列一条“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样既能体现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无处不在”性，又符合宪法作为法的逻辑性。
二、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立法现状及不足
权利救济权作为一种保障权利实现的请求权，其保障方式有“自力救济”和“他力救济”两种方式[3]。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诉讼等属于他力救济；正当防卫和自助行为等属于自力救济。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控告权、申诉权在行政法规和行政复议制度中都有规定。依照多数学者的理解，宪法第42条规定的“控告”权和“申诉”权被认为包含在诉讼权内，因而在此与权利救济权相对应的主要是“控告”权和“申诉”权以及取得国家赔偿权[4]；公民获得赔偿权有《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来调整；而公民权利被侵害后的他力救济大多靠诉讼来完成，诉讼成为救济中最有效、最终极的他力救济方式。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和民法上的自助行为即属于自力救济。
要保障权利救济的实现就必须完善权利救济方式。在他力救济中，国家赔偿在受案范围上有很多限制，且对公民造成的损害，国家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只赔偿财产损失，不赔偿精神损失。因此这种救济方式的规定与宪法权利的基本精神不相符，需要修改完善。
既然宪法的作用主要为了限制权力保障权利，并且其作为最高地位的法所规定的权利在普通法律没有规定时，这种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国家就有义务为此种情况提供救济，这就涉及到个案中宪法是否可以适用问题。“齐玉芩诉陈晓琪”案件中，创造了宪法司法适用的先例。这种救济虽属民事诉讼救济的方式，但由于其在个案中增加了使用宪法来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因而使公民宪法权利救济范围更加扩大。
当宪法规定的权利主体认为普通法律的规定侵害其宪法权利时，在个案中这种救济就涉及到宪法权利诉讼问题。它要求有关机关依照一定的程序先判定法律的规定是否违宪，从而认定普通法律是否有效。有人将这种宪法诉讼界定为：宪法诉讼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态，既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法律的违宪与否，确定法律的违宪与否并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5]。我国没有建立这种制度，从法理上看，建立这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该救济方式可以使公民宪法权利在受到法律的侵害时得到保障，从而使权利救济体系逐步完整。
在他力救济特别是国家救济中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公正性、及时性。而在自力救济中首先考虑的是国家法律的授权性规定，比如正当防卫权。这就要求国家制定法律时，充分考虑到公民自力救济的重要性，权衡利弊，为公民自力救济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又能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免受不应有的损害。在权利救济体系中自力救济无疑是最及时和有效的，但自力救济的条件和方式等问题必须有法律明确予以规定，并使之周密、完善。
三、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权方面的立法，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
由于公民宪法权利的多样性，这就要求宪法权利救济方式的多元化，即使公民同一种权利受到侵害，也可以运用多种方式救济。例如，公民的人格受到侮辱时，受害人可以向公安行政机关控告要求追究加害人的行政责任，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国家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者，有义务制定并完善各种权利救济方式的法律，并使之成为一种严密的体系，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除规定了立法救济、行政救济等救济方式外，还规定了许多补救措施。例如，被判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大赦或减刑，要求人身保护及司法审查权等。这些都要求国家在创设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时尽更多的注意义务。
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救济是一种附属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从权利，或者说是一种广义的公民向国家要求保护的请求权，离开了具体的宪法权利没有谈及此权利的必要，但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往往依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为公民权利救济提供了依据和保障，或者说公民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否选择到对自己有利的救济方式。为公民提供严密、完善并切实可行而且又不失公正价值的救济法律制度是国家的一种义务，对公民来说则是公民对国家的权利救济权。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宪法上是否规定了公民是否享有权利救济权，而应当关注普通法律是否为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了救济，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宪法具体规定公民的权利救济权不是必须的，而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保护公民具体宪法权利时，该相关法律就必须提供公民的宪法权利救济方式或者权利救济制度，并使这种救济多样化、系统化，并能够贯彻实施，否则这些有关规定公民权利救济的法律是有瑕疵的。
参考文献：
[1][4]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8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案例的法理分析》第329页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
[3]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0页
[5]刘志刚 《宪法诉讼的民主价值》第4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