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政府


印发广东省驻境外及港澳地区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府直属有关单位：

　　《广东省驻境外及港澳地区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办法》业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广东省驻境外及港澳地区国有企业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境外各国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全资、控股企业或机构（以下简称“国有境外企业”）的档案管理，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充分发挥档案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广东省档案管理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国有境外企业档案，是指国有境外企业在各项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对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不同文字、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

　　第三条　国有境外企业档案是反映本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真实记录，是维护企业经济利益、合法权益和历史真实面貌的重要依据，是国家档案全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境外企业及其工作人员都有保护本企业档案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国有境外企业必须建立健全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统计、保管、利用等各项管理制度，将档案工作作为企业生产、经营信息化的组成部分，统筹安排，加强管理。

　　第五条　国有境外企业应当明确一位企业领导分管档案工作，并根据本企业的实际，设立或者确定负责档案工作的部门，配备适应需要的专职或兼职档案工作人员。

　　第六条　国有境外企业档案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体制。全省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本级政府直属的国有境外企业的档案工作进行统一指导和监督；各投资主体单位对国有境外企业的档案工作进行具体管理。

　　第七条　国有境外企业应当建立并认真执行文件材料归档制度，将其纳入企业生产、技术、经营等各项管理程序，纳入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有关人员的岗位责任制，将文件材料整理归档作为各项活动结束前的最后一道工作程序，以保证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准确、系统。

　　第八条　国有境外企业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

　　（一）企业资产：包括各种物业（如楼宇、房产、土地）的产权证、使用证，资产的注入、划拨、划转、无形资产买入的请示、批复、权属证明及产权变动证明材料，清产核资工作中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

　（二）注册登记：包括企业设立和变更的申请、审批、登记以及终止、解散后清算等方面的文件材料（包括企业的章程及与各方签订的合同）；

　　（三）行政管理：包括董事会、监事会形成的会议记录、纪要、决议等材料；文秘工作、劳动工资、人事管理、法律事务、外事公关、安全保卫等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四）经营管理：包括经营决策、计划统计、财务管理、稽核审计等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各种合同、协议及公证书，企业内部管理与整顿形成的文件材料；

　　（五）生产技术管理：包括生产调度、质量管理、劳动管理、能源管理、科技管理、计量工作、标准化工作等形成的文件材料；企业各种资质证书及相关材料；

　　（六）社团工作：包括党、团组织、工会、协会、纪检监察、宣传教育等方面形成的文件材料；

　　（七）投资开发：包括境内外投资项目中的项目建议（申请）书、意向书，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评估、项目批准文件，合同、章程、协议等及其审批文件、批准证书；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活动形成的文件材料。

　　承包工程、设计咨询项目中的招投标、中标、签订合同、施工准备、施工、竣工验收、工程移交等活动形成的文件材料。

　科技经贸合作项目中的合同、协议，及实施合作过程中形成的主要文件材料。

　　劳务合作项目中的合同、协议、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活动形成的文件材料；

　　（八）基本建设：包括本企业各种基建工程形成的依据性、基础性材料；设计文件、施工文件、监理文件和竣工文件材料；

　　（九）设备仪器：包括各种自制、外购设备及安装调试文件材料；

　　（十）产品生产：包括每种产品从开发、设计到工艺、工程安装、加工制造、检验、包装、商标、广告等方面形成的文件材料；

　　（十一）科学研究：包括从开题到实验、总结报告、技术鉴定、成果推广应用及转让等系列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

　　（十二）声像实物：包括各种活动形成的照片、录音、录像、磁盘、光盘、证书、奖状、奖章、奖杯、奖牌、锦旗、书画等；

　　（十三）境外上市公司除上述内容外，还应收集申请上市的请示和同意上市的批准文件，上市公司招股书，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上市公司对外发布的各种公告、消息的正本与定稿等；

　　（十四）其它有利用和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

　　第九条　国有境外企业档案管理部门或者档案人员负责档案资料的整理归档，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将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己有或拒绝归档。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参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标准和规范，进行科学分类和整理。其基本要求：

　　（一）归档材料应是原件，完整齐全，能准确反映本企业生产经营和各项管理活动的真实内容和历史过程；

　（二）归档材料应经过系统整理，区分不同价值，分门别类地编制归档文件目录，便于保管和利用。

　　第十条　国有境外企业应当根据档案的实际价值和国家有关规定，编制档案保管期限表。档案保管期限分永久、长期、短期三种。具有长远查考利用及研究价值的永久保存；在一定时期内有查考利用价值的长期或短期保存；凡是介于两种保管期限之间的档案，其保管期限从长。

　　第十一条　国有境外企业对保管到期的档案应当进行鉴定。鉴定工作由企业负责人、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档案人员组成的鉴定小组负责，直接对档案进行鉴定。对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列出销毁清单，经董事会或企业分管领导同意并报境内投资主体单位审批后就地销毁，销毁清单永久保存；对仍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应重新划定保管期限继续予以保存。　其中，会计档案的销毁按财政部、国家档案局１９９８年８月印发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及国内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国有境外企业应当配置适宜档案安全保管的场地、设备及保护设施，认真做好档案的保管和保护工作，确保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的安全，防止档案秘密内容的泄漏。

　　当国有境外企业暂不具备档案安全保管条件或档案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将涉及重要内容的档案以及涉及国家秘密的档案及时运回境内，交由投资主体单位保管或委托国内有关国家综合档案馆寄存。档案馆必须保障寄存档案的安全，为寄存档案所有者利用档案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第十三条　国有境外企业的档案管理实行综合管理的原则，有条件的可实行统一管理、集中保管的办法；暂不具备条件的，可采取统一要求、分部保管的模式，但涉及企业产权、债权债务、营销策略和核心技术方面的档案，必须集中统一管理。

　　第十四条　国有境外企业发生资产与产权变动（如企业重组、退出市场、兼并、出售、股份制改造、股份合作制、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承包、租赁等）时，其档案处置原则上分类进行，即：

　（一）基建档案、设备仪器档案随其实体归属；

　（二）产品、科研档案（其中含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档案）随产品商标、生产技术、专利技术和科研成果所有权的变更而转移。对本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科研档案，在转移之前，可复制一套保存；

　　（三）会计档案按前述《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四）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管理档案经商定，可移交接收方，亦可随党团工作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档案移交国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有关企业集团保管。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有关企业集团不能接收，应将上述档案寄存在国内有关的国家综合档案馆。

　　第十五条　国有境外企业依法进行关闭、破产、拍卖时，企业的基建、设备仪器档案随其实体归属；产品、科研档案连同有关产品专利和技术一起进行转让；会计档案按前述《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其它各类管理性档案尤其是涉及国家机密的档案，应运回国内移交给有关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企业集团保管；如有关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企业集团不能接收，应将上述档案寄存在国内有关国家综合档案馆。其它形式的产权变动，其档案的具体处置办法应根据各企业产权变动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国有境外企业档案管理部门和档案管理人员，应积极做好档案的利用工作，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服务。

　　国有境外企业在开展档案利用中，对国内派驻境外企业的工作人员和境外聘用的员工，应按照其职责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的规定，实行内外有别的办法。

　　第十七条　国有境外企业因工作需要，须携带本企业保存在境内的档案原件或档案复印件出境时，可由投资主体单位出具证明，海关凭证明放行。如携带、运输、邮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出境，须经省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批准。

　　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或擅自销毁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材料和档案的；

　　（二）涂改、伪造档案的；

　　（三）私自出卖、倒卖档案的；

　（四）擅自占有和非法携带档案出境的；

　（五）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

　（六）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

　（七）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十九条　国有境外企业在国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其档案管理按国内有关法规、规章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论中国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



（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200025）

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山东齐玉苓案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该批复成为当年宪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该案也被媒体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学者们对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所产生的现实意义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该批复是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标志，它意味着宪法作为法院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解释中得到承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有人认为，该案仅是普通民事案件，不应适用宪法，最高院作出该司法解释是违宪行为；还有人认为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所产生的意义也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巨大，但对宪法进入诉讼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该案引发的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问题作一些论述。

一、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齐玉苓案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那么，何为“宪法司法化”？这种表述是否科学？我们不难看出“宪法司法化”提法的创始人本意是指，宪法像其它法律一样具有司法适用性，即同样能够进入司法程序，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从字面上看，“宪法司法化”表示宪法不断适应自身进入司法领域的要求而自我完善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要通过宪法的修改来逐步推进。因此“宪法司法化”的提法不准确。笔者认为，科学的提法应是“宪法的司法适用”。对宪法的司法适用在宪法实践中的地位的正确认识还有赖于它与相关概念的辨析。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起源于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违宪审查。虽然美国最高联邦法院解决的是个案问题，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同时确认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排除了违宪法律在司法适用中的可能，它的真实意图在于确立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而我们所称的宪法的司法适用仅是指宪法直接适用于个案。因为美国的违宪审查权掌握在司法机关手中，所以很容易把违宪审查与宪法的司法适用当成一回事。其次，有人认为宪法监督不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这其实是将宪法监督等同于违宪审查。在我国违宪审查机关唯权力机关一家，但宪法的监督主体却具有多样性。宪法监督在外延上不仅包括违宪审查，也包括宪法的司法适用。违宪审查是对抽象的违宪行为进行审查，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具体的违宪个案进行裁判。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成为宪法监督的重要内容，维护宪法的权威。再次，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否就是宪法诉讼呢？在我国宪法诉讼是指公民的宪法权利和自由受到侵害后，通过其它救济模式，如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仍无法得到保护时，而向有权机关提起诉讼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宪法诉讼与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但是在由法院负责违宪审查的国家，宪法诉讼则包含了违宪审查和宪法的司法适用两个方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宪法的司法适用在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地位。

二、宪法长期没有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原因。1、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错误认识。1955年最高院对新疆高级人民法院作过一个批复，批复认为宪法在刑事方面并不规定科罪量刑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1986年最高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在法律文书中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和批复等不可以引用。一般认为，中国宪法不能进入法院的具体诉讼主要是基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1955年的批复并不能排除在判决中引用宪法的可能，在刑事判决中不引用宪法定罪量刑是正确的，但不能扩大为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中一概不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对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法院因此剥夺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没有道理的。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根本无权中止宪法的执行力。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不能决定“司”哪些法，不“司”哪些法。[1]2、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其一、宪法的章程化的观念。人们在性质上把宪法等同于一般政党、团体内部的章程。章程是指政党、社会团体规定本组织内部事务的一种共同遵守的文件，而宪法作为一种法，有普遍约束力和国家强制力。把宪法看成章程就是把宪法划入了思想意识和纪律的范畴，在观念上已经潜意识地否定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其二、宪法的纲领化的观念。纲领是现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奋斗，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及其行动的步骤。也就是说人们没有把宪法中的公民权利看成是法定权利，而只是一种应然权利。焦洪昌教授说过：“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观念，后来随着社会进步，被人们看成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能得到司法救济。”[2]笔者认为像平等权这样的宪法权利还处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阶段上，不能被司法保护也是意料中的事。其三、宪法的政治化的观念。人们片面强调宪法的阶级性，似乎凡是宪法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把宪法学搞成了政治学。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根本大法”的概念外，宪法几乎丧失了作为法应有的其它特征。因此，解决宪法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斗争，而不是司法过程。[3]总之，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意识不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理论上说为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奠定了基础，但是社会实践中诸多原因造成了公民宪法意识不强。人们逐步形成宪法不是法，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以至违法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也无动于衷。[4]

三、宪法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必要性。1、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至上观念的需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既然宪法也是法，那就应该有法律效力。如果没有司法效力，所谓的法律效力就是空话。如果不能在司法机关得到执行，不能在实际中运用，就是一纸空文。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在下位法中找不到审判案件的法律依据时，法院可以直接拿宪法作为判案依据，岂不是把宪法的作用定位为替其它法律拾遗补缺？这有违于宪法的根本大法的地位，不利于宪法至上观念的形成。笔者认为不然。这正体现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最终防线，其它法律无能为力时，宪法可以挺身而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宪法的司法适用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需要。首先，根据专家统计，宪法中规定的十余项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法律、法规具体落实保护措施的只有一半，例如受教育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等，法律都未作出具体规定。如果没有宪法诉讼制度，何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比较具体，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如果宪法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可以弥补普通法律的缺陷。再次，有些典型的宪法诉讼案件被强行纳入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案子，法院将其列为行政诉讼案件，这超出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只能对行政主体侵犯自己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案件提起行政诉讼。而本案中的学校作为准行政主体侵犯的是原告的受教育权。因此适用宪法中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的条款作出判决才是恰当的。

四、宪法的司法适用的规则。我们在解放思想，确认宪法也可以进入司法适用领域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宪法并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作为判案依据的。宪法的司法适用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1、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宪法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世界各国普遍通行“罪刑法定”的原则。这里的“法”只能解释为刑法，不能作任何扩大解释。因为刑罚是最严厉的惩罚，它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人的生命。如果宪法也能定罪量刑，那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公民的基本人权何以保障？2、法院在面临宪法、法律都对涉讼行为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能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是以宪法为依据的，适用这些法律就等于间接地适用了宪法，所以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宪法这个“尚方宝剑”。3、法院在认为宪法、法律对涉讼行为作出了不同规定时，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因为在我国，司法机关不能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只能由权力机关来判断。所以法院应中止审理，逐级上报，最后由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法律违宪与否。如果法律违宪，则直接适用宪法。4、法院面临法律没有对涉讼行为作出规定，而宪法作了规定时，应当适用宪法。现实生活中这类案件往往不被受理，如王立春等诉民族饭店选举权纠纷案。因为我国长期存在“法不授权则不受理”的立案制度。其实“法不授权不可为”一般针对具有主动性、扩张性的行政机关，而审判权则是被动的，“不告不理”是法院审判权的前提。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条防线，因此通过限制法院的受案范围来防止滥用权力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法治原则的。[5]5、法院在审理因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提起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案件时，部分适用宪法。在齐玉苓案中，最高院指出：“陈某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见最高院把此案仅是看成特殊的民事案件。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应是宪法附带民事诉讼，而且宪法诉讼是核心。虽然宪法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制裁性，但确认和宣告某个行为违宪，在某些时候还可以撤销违宪行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制裁。它体现了司法者对违宪行为的否定态度和对受害人的支持，但为了更有利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往往还支持他们的民事、行政诉讼请求，在本案中就表现为民事赔偿。这类案件应该首先通过宪法的司法适用确认行为违宪，在此基础上追究行为人的其它法律责任。
注释:
[1]王振民：《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法商研究》1999年第5期第29页。
[2] 南香红、曾民：《成都“身高歧视案”引发宪法平等权讨论》，《南方周末》2002年1月31日第7版。
[3]廖中洪：《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第86页。
[4] 周叶中、刘鸿章：《加强宪法监督，建设法治国家》，《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29页。
[5] ]蒋德海：《宪法司法化对我国立案制度和判决模式的影响》，《上海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第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