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族法散论

张基奎
（苏州大学法学院 215021）

摘 要：家族法发源于前国家时期的初民社会，在进入国家社会以后，与国家法共同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家族法在表现形式、调整方式、调整范围及社会功能等方面与国家法有所差别，体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价值：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
关键词：家族法 国家法 社会关系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发展阶段，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相关联，特别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促进了家庭结构和职能的变化。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选择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1](P.72)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本文写作的目的，不在于对传统家族法制度——特别是作为其一部分的宗法制度——的重述，而重点在于从家族法与国家法对比的角度阐述家族法更为悠远的历史痕迹，以及它如何在与国家法的相生相克中演化和生存。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种社会阶段的划分是否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还有待进一步论证——都有家族法的存在，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调控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出现“衰落的表象”，而突出体现出对人精神世界的指引。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个人的位置——这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但家族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人生活在家族之中，家族是人进行自我完善的第一环境。即使国家产生以后家族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但统治者家族也是国家的基本内核，国家成为家族的放大物。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将对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进行简要的勾勒；第二部分分析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的功能，特别是如何成为人们的精神规范的；第三部分叙述家族法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如何对国家法进行借鉴和补充；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启示。
一、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
梅因认为：“在人类初生时代，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1](P.5)那么，这种“惯行”在家族中是如何体现的？因为家族首先是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保持血缘关系的健康和纯洁是家族生存的根本问题，所以，婚姻禁忌应是家族惯行中的基本内容。其次，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人们需要通过祭祀来寻求精神的宽慰，祭祀的礼仪也逐步成为一种规范。再次，在不断重复的生产劳动中，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如何进行劳动分工才能提高效率、如何分配劳动果实才算公平，最初的正义观念和技术规则促进了家族的团结和繁荣。最后，当有家族成员违反了某项行为规则或触犯了禁忌习惯时，要给予处罚，以保护家族的整体利益。
所以，当我们不过分保守地看待法的概念的话，家族法——至少是其萌芽状态——在人类第一个家庭出现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中国古代家族法的演变可从四方面来讲。
第一、家族法的萌芽形态。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它的基层组织就是以家长制为特征的血缘家庭。这种社会单位的维持和运转主要依靠氏族内的家族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家庭内己经包含有奴隶制的农奴制，存在着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存在着最初的社会对立。[2]这种家族法己经和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家父权特征是与男女在劳动生产中地位的变化相联系的。
第二，周代的家族法制度，又称宗法制度，是直接从原始的父系氏族家长制发展起来的。周族实行大规模的宗法分封，形成了宝塔式的宗法等级关系，凭籍亲亲尊尊、尊祖敬宗、孝仰思想巩固其统治地位。这里有必要对血亲和宗亲进行简要说明。“血亲”指的是一切人，从血统上能追溯到一个单一的男性和女性祖先的；而在血亲的世系表上，我们每到达一个女性的名字时立即停止，把女性的卑亲属完全除外后所有遗留下来的人就都是“宗亲”。[1](P.85)可以看出，血亲和宗亲的区分是对家父权的进一步强化。
第三，秦汉至近代的家族法制度可分为如下阶段：秦汉时期是发展的初期形态，表现为个体家长制家庭与旧的宗族的并存，在个体家庭中繁衍发展起来的新的家族势力从逐渐形成到发展壮大；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表现为家族势力发展到能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家族的统治和组织与地方上的政治统治和组织又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但家族势力常处于和中央政权对抗割据的形势；宋以后和近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时期的家族法也发展到后期形态，表现为家族不再掌握有地方上政治军事权力，家族势力完全服从于皇帝的政治势力，家族法组织不构成封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家族法统治与政治统治配合得更为紧密。
二、家族法的社会功能
家族法的社会功能随着家族在社会关系中角色变化而不断完善或丰富起来。此处讲完善或丰富不尽准确，特别在国家产生以后，以国家意志而拟制的法律——其有的内容是从家族法转化而来，或者本身就是对家族法的限制——不断剥蚀家族法的调控领域。在汉代以后，法律的儒家化起到了对家族法的打击和拉拢的双重作用。梁启超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有人申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家族本位的法律。这不甚全面。家族法远远早于国家法的产生，具有独立性的一面，甚至抵制国家法的侵蚀，在调控社会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但总的趋势是，家族法不断向国家法妥协，甚至成为国家法的附庸。这在封建社会后期尤为明显。
第一，经济功能。家族共同体利用自己的群体优势，经营家族财产，并联络各自独立的家庭组织劳动生产，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有的家族直接将涉及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写入家族法，要求族人执行。如广东五华缪氏《家训》规定：“池塘养鱼须常供粪草，旷地须当栽梨、柿、桃、李、梅、栗诸般果木及菽麦、麻豆、薯瓜、芋菜之类，培泥铲草，随时加察。”[3](P.962)对于农业生产中的很多细小环节，家族法都有具体的规定，其中不少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辅助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二，治安功能。家族组织利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家族法调整族内社会关系，维持族内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管理人数不足的缺陷，使国家统治渗透到社会底层。此外，家族法对于族人的言行举止各有限制性规定，族人若有过犯，首先必须经家族机构依家族法处理。这样，正如清朝巡抚陈宏谋所言，“立教不外乎明伦，临以祖宗、教其子孙，其势甚近，其情教切。以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4](PP.184-185)一大部分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都在家族内部解决。
第三，教化功能。即纯化族人家人的道德，约束族人家人的思想行为，使家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化。在家族内部，忠孝信义等善恶品评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特别在汉代以后，家族法直接从正面倡导儒学，不仅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准则，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也以儒学理论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意识，要求家族成员无保留地接受。清朝嘉庆年间归安《嵇氏条规》规定：“男子生而能言，便须以礼教诲，……毋得游手好闲，习学非礼。”[3](P.983)
第四，福利功能。在家族法中规定助农工、扶老弱、恤忧患、实义仓等条文，要求族人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崔氏《四民月令》中劝勉宗族乡党说：“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堪麦未熟，乃顺阳布德，赈赡贫乏，务施九族……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弱不能自存者，分厚撤重以救其寒；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同宗有贫寡久丧不砍葬者，则纠合族人共兴举之。”[5](PP.6162)另外，公用道路的修筑、水利设施的兴建、水井的穿凿以及村落围墙的修建等，需要各户共同出力完成。
三、家族法的法律形式
前文已经提到，在国家产生以前家族法就已经存在了。这时的家族法在形式上是十分杂乱的，主要是口述约定，代代相传。（国家法在初始阶段也是口述形式的）文字发明出来以后，古代文明出现质的飞跃，为家族法的保存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条件。尽管国家法在调控领域上不断对家族法进行挤压，但其为家族法在法律形式上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国家法进入成文化以后，家族法越来越成为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制定的家族法往往由皇帝出面予以肯定，其法律效力无疑非同一般。如孔子后裔在制定家族法时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肯定，清代时又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一般家族的家法族规，为了获得官府的肯定，也往往主动送到地方官府批准后再使用。当这种家法族规制定的指导思想被御定，内容、措施被官府批准后，实际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种法律渊源。
第一，罪名设置。家族法与国家法由于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不同，在罪名的设置上各有侧重：首先，对于国家法中的罪名有取有舍。大多数家族法没有专立谋反、谋叛及六杀罪名，反而都将盗窃、赌博、奸淫等列为专条定罪量罚。其次，单独设立罪名。比如，为维护家族秩序，家族法设立一些特别罪名，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如“戒诉讼”、“禁嫖荡”、“禁凶暴”、“惩贱役”等条文。再次，在某些方面与国家法的规定相对。[3](PP.935-936)如大多数家族法舍弃国家法中“亲属相为容隐”的制度，明确规定亲属之间相互有举罪责任。这主要因为，如果搬用该制度，势必造成人人容隐、家家相庇的局面，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持不利。
第二，处罚方法。对违反家族法行为的处罚方法比较繁多。从《孔府档案》中可以发现，孔氏家族常见的处罚方法有训斥、赔礼、记过、停胙、革胙、罚谷、笞责、罚跪守香灯、鸣官、拘押、枷号示众、处死等26种。[6](PP.752-755)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盗葬、奸淫等破坏族内尊卑名分、伦常礼教的行为，家族法均给以严厉处罚。由于伦理血缘关系是家族共同体的组织骨架，在家族法与国家法各自的处罚体系中，家族法对之处罚所达高度远远超出国家法之罚。其次，对于一般犯罪行为，家族法的处罚程度较国家法为轻。盗窃、赌博等行为触犯国家法也触犯家族法，破坏家族内部社会秩序。但是，它毕竟不是对伦理血缘关系的直接侵害，所以家族法没有将其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此外，这些处罚方法还具有以罚祭祀为主、族内判决与鸣官治罪结合、数罚并用、类推定罪等特点。
四、结论和启示
正如西方法律体系中存在教会法、封建法、王室法、庄园法等一样[7]，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中华法系的完整部分。需要强调的是，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和君权十分强大，甚至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对其进行牵制——除非发生暴力革命。但革命以后，又形成新的专制国家和君权。在此历史情境下，家族法越来越被遮盖在国家法的阴影中，在阶级分析者看来，它们已经实现了“融合”。我们说，家族法与国家法有一致的地方，否则的话，同存于一个法系中才真的奇怪。但是，这种一致程度不能过分估计，所谓“家族本位”的观点也要谨慎对待。中国家族有一种先天的“等级和偏见”（此处并不是贬义）特质，某个家族夺得国家政权是不愿意和其他家族分享的。正所谓君臣有别，其他家族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权。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资源系统，天下在政治名义上可能是某个家族的，但不同的家族，其利益是不同的，试图实现绝对的服从往往导致国家的短命（秦朝就是这样的例子）。
当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照样存在利益的多元化时，如何实现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就十分必要了。革命是其中最极端的手段，但革命之后就需要制定规则——主要是国家法的制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权的更迭对家族法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反映了家族法的固有的韧性和连续性；反过来，家族法则给予新的国家法以提示，并实现不同家族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甚至道德文化利益等——之间的重新分配。
前面提到家族的“等级和偏见”，这主要表现为家族在社会关系中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除了防范其他家族的侵入外，也防范国家权力对家族事务的过分干预。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独大”恐怕只是理论和政治意义的，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君权要考虑“家族权”的反应。有句俗语说：“天高皇帝远”，形象地反映了君权的触角也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无天”，这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控的正是家族法——表现为家族的自治。家族自治在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没有完全独立的表现形式，这也是许多人忽视家族法的原因。它经常把内在精神结合到乡里制度中去，也就是说在运行层面借助国家的基层行政力量。这是对大多数普通家族而言。而对一些地方豪族来说，不必依靠乡里制度的庇佑，便能发挥自治功能，甚至牵制地方行政力量。[4](PP.188-196)
家族自治的稳定性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家族的团结促进个人人格的完善——尽管也可能限制个性发展，人们面对的第一人际关系就是血缘亲情，而不再像远古社会那样是野兽般的竞争。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的解放，个人需要成为第一需要，这是否是向远古社会的某种形式上的蜕变？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因为他学会了站立和使用劳动工具，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理性，懂得了关心人。脱离了家族的背景或割断了家族的脐带，我们又会成为荒原上孤独的灵魂。
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家族法及其有关制度也有不好的一面，但阶级分析者们已强调得够多了，这里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 [英]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钱宗范．中国宗法制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3]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C]，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法学卷（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4] 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5] 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 袁兆春．孔氏家族宗族法研究[C]，法律史论集（第2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张基奎（1973——），男，汉族，江苏沛县人，苏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法理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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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的决定

（2004年3月31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2004年3月31日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6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根据省人民政府的提议，决定对《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服务网络，制定具体措施，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发展。”

二、删除第十四条第二款。

三、第十九条修改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到乡（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浮工资。”

四、删除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第二款修改为：“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农产品技术改进费的具体征收范围、标准、方法和包括第二项至第四项资金在内的管理使用方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五、删除第二十九条。

六、第三十三条作为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对不履行农业技术承包合同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根据本决定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附：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2004年修正本）

（1994年12月25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04年3月31日江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以下简称农业技术推广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技术推广必须遵循《农业技术推广法》第四条规定的各项原则，严格按照试验、示范、推广的程序，把农业技术普及运用于农业生产全过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服务网络，制定具体措施，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水利、畜牧、渔业、农机等行政部门（以下统称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按照各自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同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行指导。

第二章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第五条 农业技术推广，实行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与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以及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相结合的推广体系。

供销合作社、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各界的科技人员，应当面向农村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活动。

第六条 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以下简称县）以上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上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指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制订农业技术推广规划、计划和技术标准，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实行目标管理；

（二）提供农业技术、信息服务，总结推广先进经验；

（三）指导下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群众性科技组织和农民技术人员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四）开展专业调查、监测、预报、评估、咨询活动；

（五）宣传、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农业专业科技人员、农民技术人员和科技示范户；

（六）对确定推广的农业技术进行试验、示范；

（七）负责农业技术推广基础设施管理。

第七条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实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负责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和人事管理以及业务工作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对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工作负责协调和监督。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经费管理，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决定。

第八条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农业技术推广计划，结合本地实际，负责农业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

（二）提供农业技术、信息服务，开展农业技术承包；

（三）指导村农业技术服务组织、群众性科技组织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

（四）对农民技术人员、科技示范户进行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宣传、普及农业科技知识；

（五）开展各种农业技术指导与物资供应相结合的经营服务。

第九条 村农业技术服务组织和群众性科技组织、农民技术人员，应当在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指导下，宣传农业科技知识，落实农业技术推广措施，为农业劳动者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第十条 农业科研单位和有关学校应当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选择课题，加强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提供先进、适用的科研成果，开展农业技术教育和技术培训。

第十一条 教育部门和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应当互相配合，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训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业劳动者，提高其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

农村普通中学教育，应当增设农业科技知识课程。

第十二条 农场、林场、畜牧场、水产场等基层单位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加强与当地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联系和协作，广泛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活动，为当地农业劳动者起示范作用。

第三章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稳定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保障和改善农业专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第十四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部门核定后，应当及时配备。

第十五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中的专业科技人员不得少于80％。

县以上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专业科技人员，应当具有大专以上专业学历，或者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函授、进修达到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专业科技人员应当具有中等以上专业学历，或者经过培训达到相应的专业技术水平。

第十六条 对在乡（镇）、村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在评定职称时，应当主要考核其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业务技术水平和实绩。

农民技术人员通过职称评定与晋升的考试、考核合格后，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部门组织评审，可以授予相应的技术职称。

第十七条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依法开展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有权了解农业技术推广、生产经营情况，提出建议；对严重影响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行政干预、违法推广农业技术以及违反技术规程的行为，有权抵制、检举和制止；依法取得科技成果和开展有偿服务获得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八条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应当坚守本职工作岗位，宣传和执行有关农业技术推广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按照技术规程操作示范、传授农业技术，普及科技知识，开展技术咨询、信息服务；落实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和项目。

第十九条 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到乡（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浮工资。

第四章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

第二十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确定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制定推广计划。重点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应当列入科技发展计划，由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和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相互配合，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单位、有关学校以及科技人员向农业劳动者推广农业技术时，应当组织农业劳动者学习有关农业科技知识，进行技术培训，提高他们应用农业技术的能力。

第二十二条 普及推广的农业技术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经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和科学技术行政部门鉴定、发布的农业科研成果或者确认的实用农业技术；

（二）经试验示范证明在当地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合理性。

第二十三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向农业劳动者进行试验、示范，提供技术信息，开展技术指导，应当实行无偿服务。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承包等形式提供农业技术的，可以实行有偿服务。当事人各方应当依法签订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

第五章 农业技术推广经费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内应当保障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投入。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事业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基本建设项目，应当列入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建设计划。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从财政拨款以及农业发展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农业技术推广专项资金，由同级人民政府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用于实施农业技术推广项目和技术培训。具体比例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证下列资金中有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部分：

（一）从粮食、棉花、糖料、蚕茧、红麻、茶叶、柑桔、烟叶等农产品征收的技术改进费；

（二）粮食生产专项资金；

（三）老区建设经费中用于农业开发的项目；

（四）国家确定的农业开发项目资金。

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农产品技术改进费的具体征收范围、标准、方法和包括第二项至第四项资金在内的管理使用方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七条 用于农业技术推广的资金，必须专款专用，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实施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用。

第六章 经营服务

第二十八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科研单位和有关学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举办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经济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农业技术指导与物资供应相结合的经营服务。

第二十九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举办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经济组织，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扶持。农业技术示范和推广单位进行技术开发、推广所需贷款，农业金融单位在符合贷款条件的前提下应当优先安排。

第三十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其经济组织的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侵占。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举办的经济组织开展经营服务，除执行国家税收规定外，纯收入的50％以上应当用于发展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和改善工作条件。禁止任何单位向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收取管理费或者收缴利润。

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一条 对在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推广科技成果，促进农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

（二）引用农业新技术，取得较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三）农业技术推广管理工作成绩显著的；

（四）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培养技术推广人才，提高农业劳动者技能，成绩显著的；

（五）在县、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满30年的。

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申请科技进步奖。各级人民政府在每年度的科技进步奖中应当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农业科技成果项目的奖励。

第三十二条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及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成功试验、示范，擅自推广农业技术的；

（二）凭借职权违反技术规程、干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

（三）强制推广不具备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农业技术的；

（四）在农业技术服务和经营服务中，以次充好、掺杂使假欺骗用户的。

对有前款第四项行为的，还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对不履行农业技术承包合同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三十三条 侵犯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合法权益、挪用、侵占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财产的，由农业技术推广行政部门或者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限期退还，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及其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具体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5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