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障包身工”，又见“智障包身工”！！！

刘长秋


　　网易新闻12月20日报道：陕西一砖厂控制十多名智障人士，强迫做工，干不动就挨砖砸，夜间也会被用铁链锁在床头，他们一天上工11个小时，每个月的工钱却被工头领走。这是12月上旬以来短短十天之内，媒体曝出的第二起强迫智障人士劳动的事件。在此前的12月13日，新疆托克逊县一建材厂已被曝出强迫智障人士劳动的事件，并被媒体称为新疆托克逊县“包身工事件”。
　　对于强迫劳动的事件，笔者实在不愿多加评析。因为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阔步行走在法治化道路上而急需要通过各种正面新闻来肯定法治建设成效而不宜借助个别极端的负面报道来否定已有成绩的国家而言，是一种严重的亵渎与伤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事件的频发意味着我国劳动法治建设的失利甚或失败！然而，对这些事件进行深刻反思，却是我们今后做好劳动保护的必要乃至必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类事件的频发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说或许并不那么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这些事件中汲取到什么和今后能为防范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做些什么！
　　笔者以为，强迫智障人士劳动事件（我们不妨称之为“智障包身工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而从法治的立场上来加以考量，这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其实源于我们对法律的不尊重乃至无视，尤其是在我国已经出台了大量劳动法律法规，明确宣誓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为此而明确规定了用人企业之有关劳动保护义务与责任以及劳动监管部门之劳动监管职责的情况下！
　　对于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我国不可谓不关注，也不可谓不重视。早在1994年我国就制定了《劳动法》，不仅明确宣誓要“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更赋予了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情况下，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而为了更深入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防止强迫劳动的发生，在1997年的《刑法》修正案中我国甚至还专门设置了“强迫职工劳动罪”，对强迫职工劳动的行为施以刑罚这种严厉的制裁手段。但这一切却都未能阻止“山西黑砖窑事件”在2007年的发生，于是，在这样一个举世震惊的事件之后，《劳动合同法》高调出台，进一步宣誓了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非但如此，我国还在此基础上对劳动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更高一层的要求，并为此专门于2007年12月出台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带薪进行年休假的权利。这不仅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要对劳动者合法权益要给予高标准保护的决心，而且也充分说明，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党和政府是高度关注并也是极度重视的。
　　然而，就是在我国如此关注和关心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并通过法律高标准、严要求地呵护劳动者权益的背景下，强迫劳动事件不但未能绝迹，反而变本加厉，由最终针对健康劳动者转向了更为弱势的智障人士。于是乎，一起起被媒体称之为“包身工事件”的非法强迫智障者劳动的事件接连发生，让人不得不感慨人性之泯灭。这不仅极大地愚弄了我国政府的信用，也严重亵渎了我国法律的权威与尊严。而追究其原因，则除了当事的企业与个别地方政府劳动监管部门不尊重甚至是无视法律之外，笔者实在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如果得不到信仰，则她将形同虚设。”而实际上，笔者以为，法律如果得不到执行和遵守，则其将不仅将形同虚设，更将祸乱法治，危害国家。因为这会使人们逐渐地不再相信法律，甚至会转而厌弃法律、排斥法律、抵制法律。而这对于我国正在身体力行的依法治国而言，显然是莫大的伤害！
　　智障“包身工”事件的再次出现，是我国个别地方政府劳动管理的悲哀，同时也是我国法治建设在劳动者保护方面的悲哀，更是人性与天良的悲哀。在震惊中外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并被严肃处理之后，这类事件又不止一次的发生表明，我国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依旧任重道远，而我国劳动法治建设的完善也依旧是长路漫漫！
智障“包身工”， 又见智障“包身工”！！！

-------本文为笔者“劳动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系列文章”之二。
作者通联：shangujushi@sina.com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张弘默

　　论文提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行，对于有效保障公民和国家、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正确及时地处理案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现行立法的缺失导致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引发了不同的争议。因此，研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相关问题，探悉其不足并加以逐步完善，对于厘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思路，正确体现法律追求的“公平和效率”的价值目标，加强对司法实践的指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拟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相关的制度重构的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加以剖析，以其引起其他司法工作者的关注及思考，为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建构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是刑、民分离的产物，同时也是刑、民结合的果实，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除了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被害人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既有利于保障公民、集体和国家的财产不受侵犯，也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和效益。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因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完备或不合理而导致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一些问题难以把握，导致被害人的权益难以得以实现。本文拟结合司法实践，对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


　　准确把握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重要前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以下特点：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具有特殊性。


　　就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问题的性质而言，其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都是经济赔偿问题，属于民事诉讼性质。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所不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诉讼法律关系，即刑事诉讼法律关系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对于被害人的赔偿是基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的，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审理，所以它又属于刑事诉讼的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具有依附性。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居于主导地位，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处于依附地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案需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刑事诉讼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就无从谈起。另外，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起诉时效、上诉期限、管辖法院等方面都要受到刑事诉讼的制约，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适用具有复合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依附性，决定了其法律适用具有复合性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使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法律适用上不仅要遵循刑法的相关规定，而且要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给付、诉讼保全、调解、撤诉、反诉等方面都要遵循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的若干问题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立法上的原因，也有法官理解上的因素，因此产生法律适用困难、当事人权益无法保障等诸多障碍，并进而影响到司法公正。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非强制性告知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及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依此规定，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对其量刑的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刑事诉讼与附带民事诉讼同时审理，能够促使被告人本人或其亲属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可见，保证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国法律只是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非“应当告知”的强行性规定。这意味着法律并没有把告知作为审判人员的义务来规定，缺乏了法律的明确规定，是否告知该项权利的被害人只能凭审判人员的道德与责任心来确定。这必然会使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会带来诸多弊端：一是造成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不收取诉讼费的，但在刑事案件审结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却要交纳相关的诉讼费，而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二是造成权利救济的迟延或阻碍。在刑事案件与附带民事案件同时审理时，被告人为了得到从轻处理，本人或其亲属往往会积极主动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的权利也能够得到较为及时的救济。但在刑事诉讼审结后再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赔偿的情况不会对刑事判决产生任何影响，故被告人往往也就不会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损失，那么被害人的权利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三是剥夺了被告人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人没有在刑事一审宣判前提出赔偿的请求，而是又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而如果法院在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支持了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人的经济赔偿要求，这无疑就等于是法院既对被告人在刑罚上加重了处罚，又在经济赔偿上增加了被告人的负担，使被告人受到双重、严厉的制裁。这对被告人是不公平的，也有悖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冲突性。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法律适用上要同时依据刑事与民事的相关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对某些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尽相同。现行法律要么对应该适用哪种法律却没有具体的、确定性的规定，要么就是相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律规定与民事法律冲突，这不仅导致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面临如何选择适用的问题，给司法审判带来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也违反了法律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当事人的相关权利难以得到保障。